一个和八个 (1983)

One and Eight

  影片取材于郭小川的同名长诗,题材新颖,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反映了“一个”与“八个”虽然力量悬殊,但经过事实的考验和思想上的碰撞,这种不平衡状态最终实现了统一。影片成功表现了塑造了“一个”的形象,突出了王金这个蒙受冤屈的共产党员在特殊环境下所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和革命气节,并肯定了罪犯的良心未泯和心中存有的爱国热情。 永远珍藏这些年轻人的来信   广西电影制片厂始建于1958年,曾经几度上马下马,多次更改厂名,1978年11月终于得到国务院文化部的批准为故事片厂。当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提出要求:“挑选一个作风民主,能团结多数人一道工作,搞五湖四海,又不搞大壮族主义的壮族干部来任厂长。”我就是在这个要求下,1978年6月从广西农学院上调到广西厂任厂长的。   到电影学院去要人   我不是搞电影专业的,但头脑里没有条条框框,也没太多清规戒律,在业务上一切从头学。广西厂那时经过两三年实践、探索,拍了十多部影片,艺术质量一般,当时就想要提高质量主要是靠高水平的科班出身的创作人员。到了1982年春天,当我得知北京电影学院有一批1978年入学的应届毕业生将要分配时,和厂里商量决定向电影学院要12名各个系的毕业生,我当时去北京亲自找的院长和书记希望他们给我们厂分配一些优秀的毕业生,当时摄影系的党支部书记也是我们广西老乡韦彰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来确定了7个人,最后落实下来真正到了广西的只有四个人,他们是导演系张军钊,摄影系张艺谋、肖风,美术系何群,随后来的导演系陈凯歌是我们向北影厂借调来的。   破格批准独立拍片   这些人到了厂里之后,按照老厂和大厂的规矩,都要论资排辈,一般要跟班当助手七八年,才能够独立拍片。厂里当时决定张军钊做电影《港湾不平静》的副导演,何群当美工师。张艺谋到《白杨树下》摄制组当副摄影,肖风参与拍摄电影《杜鹃声声》。他们四个年轻人跟班实习约半年,就联名写报告并立下“军令状”,要求能够独立拍片。当时厂里的意见也不统一,大家也有不同看法,最终觉得不要顾虑那么多了,就是希望能够早出人才,最终决定打破常规,破格批准以这四个应届毕业生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平均年龄27岁。   1983年5月在广西厂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青年摄制组”,下达生产令投产《一个和八个》,张军钊任导演,张艺谋、肖风任摄影,何群任美工师,郭宝昌为“不挂名”的艺术指导。   应该说,大学毕业不满一年,就全部独立拍片,这在中国电影界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讲公道话为他们鸣不平   1983年10月底《一个和八个》完成双片,当青年摄制组高高兴兴把他们的“处女作”于当年11月中旬送到文化部审查时,正碰上当时文艺界大批“人性论”,当时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而《一个和八个》以及《被告后面》两部影片在当时被当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来重点批判。   记得当时厂长会议上按照主持者的意图,几乎一边倒地对《一个和八个》发表了否定的批判,甚至连电影学院的教学方针也受到批评,当时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有人在会上讲。只有电影评论家钟惦斐和青年组的大师兄郭宝昌导演听到会后在北影放映时,一片鼓掌和叫好声,他们私下对我说:“《一个和八个》是部创新精神的好影片,迟早是要通过的,你要坚持住。”当时该片的主创四个人也在北京,他们对如此粗暴对待这部影片也有很大的意见,不服气,希望我在会议上能够仗义执言为他们讲公道话,为他们鸣不平。   说心里话我对于这帮青年摄制组的年轻人是很看好的,也觉得自己作为厂长有责任为他们说话,于是豁出去了。在1983年11月21日的厂长会议上对于《一个和八个》发表了我的几点不同意见,特别提到“对于这批有事业心又勇于创新的青年人,应该关心和爱护,肯定他们的成绩,有缺点和不足不要过多地指责,如有错误应当由厂领导承担,由我作为厂长的来负责。”我在会上发言后,批《一个和八个》的火气降温了,但仍改变不了会议主持者的看法,影片还是没能通过,结果是拖了整整11个月后即1984年10月16日,在社会上很多的声音为这部影片叫好的压力下才最终获得通过。   说我纵容青年胡作乱为   我在厂长会议上的那次发言被西安厂的编剧张子良全部录了音,后来张艺谋、何群和陈凯歌在西影的招待所准备去延安拍摄《深谷回声》(后改名为《黄土地》),张子良把录音带给他们放了,他们非常感动,给我写了信,这些珍贵的来信我一直保存着,也给了我莫大的安慰。虽然投资44.26万元没有收回成本,但他们的动情来信又鼓足我勇气,支持他们拍《黄土地》,后来上面对广西厂施加压力,使得陈凯歌、张艺谋、何群他们正在拍的《大阅兵》被迫中途下马。不久,文化部的人到区党委宣传部告我的状,说我不懂业务,纵容青年创作人员胡作乱为。1984年底,趁广西机构改革时,事先没有打招呼,也没有征求我们意见,文化厅突然来厂召开职工大会宣布现任五个正、副厂长、书记及大部分中层领导骨干拉下第一线。   让我感动的是张艺谋来信说道:“尽管您‘乐以忘忧’在家,我仍愿意叫您厂长……1984年是广西厂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1984年您是厂长……也许,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有所作为、出类拔萃之辈,但我们永远记着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的确,《一个和八个》、《黄土地》两部影片先后在国内外获得大奖,使得一个默默无闻的广西厂一举成为中外闻名的电影厂,1984年的利润收入250万元,是厂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空前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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