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摩尔与“医疗保险”】 　　在关注了像“美国枪支私有化”、“伊拉克战争”这样可以影响世界的政治问题之后，迈克尔·摩尔这一次却选择了一个与劳苦大众息息相关的切身问题：医疗保险。相信他不需要在影片中浪费太多的唇舌，观众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体系，因为他们本身也有过相似的经历。迈克尔·摩尔说：“医疗保险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利益的冲突，我要用事实再一次告诉所有人，布什是一个多么让人恶心的总统。” 　　要说迈克尔·摩尔为何会有制作《神经病人》的想法，那还得追溯回1999年：“我那时正在制作电视节目《真相追击》(The Awful Truth)，开篇故事就拍摄了一个名叫克里斯·唐纳休的人是如何陷入与保险公司的纠纷中的，濒临死亡的他迟迟没有办法做手术，就是因为保险公司不肯为他的‘胰移植’支付险金，而他们争执的焦点，就是‘器官移植’到底在不是保险合同的条款里……唐纳休已经在胡马纳保险公司上了7年的医疗保险了，却在生死关头被‘不包含以拯救生命为目的的手术’为由遭到拒绝。”双方就这样一直僵持着，而唐纳休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直到迈克尔·摩尔扛着摄像机介入到事件中，在《真相追击》的第一集节目中进行了全程的报道不说，还以一种嘲弄的口吻制造了一个假葬礼，这才迫使胡马纳公司主动出面解决了问题。看到唐纳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迈克尔·摩尔突然灵机一闪，为何不制作一部关于医疗保险的纪录片呢：“我们只需要采访10个人，每个人在里面占的篇幅大约为10分钟……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是觉得一部纪录片如果能挽救10个人的生命，是值得的。这个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呢，科伦拜恩的枪击事件就发生了，我们只好先将这个想法搁置一边。然后伊拉克战争又开始了，为了抢时效，我们又投身于另一部纪录片的制作当中。” 　　最开始的时候，迈克尔·摩尔在自己的网站集思广益，让读者都来讲述自己与医疗保险之间的故事，让他想象不到的是，“医疗保险”并不若他当初想的那样，只是少数几个人的战斗，而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问题：“看到网上的留言，真的让我感到万分的挫败，甚至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厌恶感。因为通观‘医疗保险’的整个体系，本质上存在的官僚作风让它很难起到真正的作用，没办法为那些受保人的健康负责，即使这些人一直在交纳保险金。这其中还流行着一个非常荒诞的说法，那就是私有的保险公司是‘医疗保险’没办法起到实质作用的‘病因’所在，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既然是整个体系都出了问题，就不应该完全归罪于某一方。” 【皇帝，其实没穿衣服】 　　相信在看这部纪录片之前，你已经从各个渠道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类似的可怕故事，那你对它们的反应如何呢？相信大多是看过之后就拉倒了，不会考虑太多。但是迈克尔·摩尔不这么想：“说实话，制作影片的过程，真的是非常困难，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如果我得不到帮助，只能是死路一条……’或‘我的妈妈正在面临死亡……’那种无能为力感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涉及到这部纪录片中的人。我们没办法给出真正的解决办法，只能在纪录片中不停地解释：如果他们生活在加拿大，可能就不会遭受这些痛苦--要知道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其实离他们并不远。” 　　一切的一切都在暗示着，“医疗保险”之所以起不到相应的作用，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体系是以盈利和人性贪婪为根本的--当它与人们的健康联系到一起后，利益上的冲突早就抢得了先机。大胆地假设一下，“医疗保险”和城市的供水部门在原理上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没有水，人类就无法生存，然而有人抱怨说供水部门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运营的吗？没有！ 　　拍摄《神经病人》，花了迈克尔·摩尔超过一年的时间，他希望影片中提出的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可以促使美国改善现存的医疗系统，迈克尔·摩尔认为：“首先，我们要排除那些私有的医疗保险公司；其次，药品公司也应该接受高强度的管制，拿联台爱迪生公司举例说明：许多人需要依靠药物才能活下来，但是如果让药品公司无限度地涨价，就会出现一些人因为买不起他们赖以生存的药物而导致死亡的情况--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种谋杀；最后，就是让‘医疗保险’完全透明化，变成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福利机构，就像消防队和警察局……而我们也应该肩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更加积极地去关心这些事，因为毕竟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团结才有最后的胜利。” 　　不仅是医疗方面，制作电影也与保险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迈克尔·摩尔拍摄了这样一部有关保险业的纪录片，所以为影片和工作人员投保，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当然，最后我们给每一位员工都上了一份优厚的‘医疗保险’，可是到了合同里，名字却变成了‘工程险’……即使如此，还是经过了许多人的不懈努力才办好的，因为每一个规模稍微大一些的公司，都拒绝了我们的投保。” 　　那么纪录片中关注的那些需要帮助的美国公民，他们是不是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呢，迈克尔·摩尔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是的，我找来的这些人都拥有足够的勇气，他们非常愿意抵制保险公司，然后要求他们应该享受的医疗待遇。这里有一个叫劳拉的年轻女子，她因为保险公司不肯支付救护车的费用而决定讨一个说法，最终，她的投保公司收敛了最初恶劣的行为和态度，矛盾也和平解决；我们还找来两位年轻人，都被保险公司拒绝投保，原因是他们一个太胖，一个太瘦……在纪录片中，他们最终找到了愿意接受他们保险金的公司；最后是玛丽娅·万坦碧，她必须通过法律的诉讼，才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救济，所有人中只有她的问题还没有结果，但是她的律师已经说了，前景非常乐观。每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在愤怒地质问：为什么我们要如此辛苦，才能获得我们本来就应该拥有的权力？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医疗保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迈克尔·摩尔以往的影片有所不同，《神经病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海外拍摄的，他表示：“一路走来，我们感到很压抑，所思考的问题一直是：我们来自于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为什么就不能像加拿大、英国那样，享受免费的医疗待遇？是不是因为80%的美国人都没有护照，所以我们才没办法知道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呢？‘无知’也是亚健康的一种体现形式，如果得不到全面的信息，你也就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就像我拍摄科伦拜恩的保龄》，是因为不想让这种枪击惨案再度发生；就像我在奥斯卡领奖台上告诉大家的那样，对于‘武器已经被大量销毁’的这种说法，我们都受骗了。有那么一段时间，很多共和党人都在街上拦住我，向我道歉……他们现在知道了，我一直警告说‘皇帝没穿衣服’，其实才是真正的大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