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情感路线的人物传记

        《造物弄人》改编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玄孙兰道·凯恩斯（Randal Keynes）所创作的传记小说《安妮的盒子》（Annie’s Box），里面的内容全部都是一些来自于达尔文家族的私人信件和日记……为影片做导演的乔恩·阿米尔（Jon Amiel）之前曾经制作过像《偷天陷阱》（Entrapment）和《地心抢险记》（The Core）这样的电影作品，他描述道：“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听到有人称《造物弄人》为‘人物传记片’就感到异常地恼火，因为我最不想讲述的就是这类故事。其实在我看来，影片结合的是超现实主义、心理惊悚和爱情元素。”确实，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博物学家达尔文所受到的个人化的伤害展开的，对焦在他的著作《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发行期间，随着这本书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格兰第一次面市，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150多年后的今天。

        说起自己为什么会对讲述了这样一个题材的影片感兴趣，乔恩·阿米尔解释道：“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历史上的人物而言，对于我来说，达尔文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还充满了神秘感，因为我对他的惟一印象就是满脸的大胡子和浓密的眉毛……但是随着我慢慢地了解，我发现自己对达尔文的崇敬竟然转变成了一种深刻的爱，我想要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彻底地呈现出来。”

        影片将背景设置在了英格兰，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刚刚过40岁，艾玛和孩子们虽然深爱着他，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疏远而冷淡的……除了研究课题，似乎只有在和他那早熟且充满好奇心的10岁女儿安妮交谈的时候，达尔文才稍显出一点活力，可是当他的妻子艾玛走进房间的时候，却发现达尔文是独自一个人，很明显他是在和一个鬼魂交谈，不是幻觉——安妮是达尔文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可惜却在几年前不幸夭折了，乔恩·阿米尔说：“《造物弄人》记录的是达尔文创作出一代名著的整个过程，包括他倾注于其中的创造天分。从整体的观点出发，我们是在描述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艺术家，还有他在制作一部如此伟大的著作时所经历的生命之旅。”在阿米尔看来，几代科学家，包括达尔文的忠实追随者，都对他的私人生活知之甚少，所以他决定以一部影片的容量，着重处理一下这些与罪恶感和爱有关的话题，还有他在创作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时所面对的信仰与思潮的激烈冲突，阿米尔接着说：“事实上，达尔文是一个一直在受到痛苦折磨的男人，同时他也极度敏感，情绪很容易波动。”

        达尔文的妻子艾玛是一个受到宗教影响很深的忠实信徒，所以她难免会对丈夫在《物种起源》中传达出来的思想不认同，两个人甚至还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达尔文一直都活在一种折磨和恐惧当中，他怕他深爱的妻子会因此向自己发出恶毒的诅咒，乔恩·阿米尔表示：“在他们二人之间有一组至关重要的场景，同时也说明了这对夫妻正在面临的状况——虽然他们拥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但是他们仍然深爱着对方，由于他们都不肯放弃自己的坚持和理念，所以他们之间势必会发生大量驱动故事发展的争执和讨论。其中最被频繁提到的就是达尔文说他打算写一本讨论‘物种’的书，这引起艾玛极大的恐慌，因为对于她来说，她在乎的不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她真正关心的是永世的轮回。艾玛坚定地认为，如果达尔文不相信‘天堂’的存在，那么死后就不会去那里……这部分同时也体现出了达尔文内心激烈的冲突，在科学与深爱的妻子之间取舍，令他感到无所适从。虽然达尔文与艾玛之间的交流没有任何恶毒的迹象，但妻子明确的反对却使他麻痹了将近20年的时间，直到他开始动笔写《物种起源》。达尔文之所以会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妻子的爱和尊重，也令他的人性层面添加了许多负担。”

        由资深的编剧约翰·科里（John Collee）为《造物弄人》创作改编剧本，乔恩·阿米尔承认他看到的是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爱情故事，他说：“去掉达尔文的学者身份，他在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受到妻子反对的追求真理之人而已，一面是科学家实事求是的态度，一面是妻子充满善意的阻挠，《物种起源》就是在这样的情感夹缝中被创造出来的。”

        探索达尔文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影片中饰演了达尔文的是英国演员保罗·贝坦尼（Paul Bettany），至于艾玛的扮演者詹妮弗·康纳利（Jennifer Connelly），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妻子……作为人类历史上成就最为显著的科学家，达尔文其实是一个有着深刻的渊源的保守男人，这也成了“进化论”这一最重要的发现如此困扰他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当他最喜欢的10女儿安妮不幸夭折之后，宗教信仰就成了他的妻子惟一依靠的心理支柱了。对于贝坦尼来说，能够将他与康纳利的夫妻关系从现实世界平移到电影故事当中，本身就是一种充满着奇幻色彩的经历，贝坦尼表示：“毫不夸张地说，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和康纳利饰演一对夫妻，我们到现在都不敢相信，我们竟然真的接下了这份表演工作——我们最先要做的就是，不要把生活中的自己带到镜头前，因为哪怕是夫妻与夫妻之间，相处的模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努力地让自己沉浸在角色的世界里，好在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康纳利本身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演员，我以前就知道这一点，经历了这次合作之后，我发现自己对她的了解好像又深了一些。”

        不过，保罗·贝坦尼也承认，这样的表演组合，也使得工作与生活愈加地难以区分开来，贝坦尼说：“当你忙碌了一天，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却突然发现你对明天的拍摄部分有一点不明确的地方，而这个时候和你演对手戏的那个人就坐在你旁边，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排了……平时的时候，詹妮弗·康纳利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可是一旦涉及到了工作，她就会变成一个苛求、难缠的人，对任何事情的要求都很高，和她一起完成一部影片，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不小的挑战，因为你会发现她总是对的那一个。”

        与导演乔恩·阿米尔比较相似的是，在出演这部影片之前，保罗·贝坦尼对达尔文的认识也只停留在一个极具代表意义的象征符号而已，他说：“我想《造物弄人》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把握的机会，让我可以好好地解读和认识一下这个在历史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在前期准备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相关的素材，确实是一个工作量异常繁重的阶段，因为需要了解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达尔文本身就好像是一本百科全书一样丰富，哪怕是再多花上一年的时间也研究不完。我们关注的不是他的生平，而是他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真的好像在读一本小说一样，而且我保证里面的内容都是你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保罗·贝坦尼在收集与达尔文有关的记载和资料时，也见证了这位历史人物很多不为人知的私生活，贝坦尼说：“在诠释达尔文的过程中，我最最关注的是这个角色内心的冲突所为何来，包括他在婚姻中需要面对的挑战、自己小孩的不幸身亡和他妻子怀有的虔诚的宗教信仰，事实上，他正在做的事情是在扼杀掉每一个人心中的上帝。”

        在琢磨达尔文曾有过的所有经历之后，保罗·贝坦尼也对他得出了属于自己的结论，他继续说：“我认为，在社会行为方面，达尔文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男人，可是他却有着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看法和观点，这也成了让他痛苦的原因所在，所以他才会采取这种异常缓慢的速度慢慢接受所有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学生，但是他却总能着眼于别人无法看到的事物层面，而且达尔文这个人一点都不势利，对于来自于任何地方的信息，他都异地常珍惜，所以不管他交谈的对象是农夫还是教授，他都会认真地聆听对方的每一句话。他是一个对自己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的人，而他之所以小心行事，是为了确保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尤其是当他的脑子里不断地冒出一些‘离经叛道’的念头时……当达尔文读了一本经济学的书之后，他很快就发现了，里面的公式似乎适合大自然的任何地方，于是他再也没办法阻止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随着不断地挖掘，达尔文还要小心地求证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也就意味着他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否认物种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逐步地转变，如果想在周遭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得经历类似的自然规律。”

        毫无疑问的是，保罗·贝坦尼谈到的就是达尔文所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他表示：“在现代人的观点中，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理念显得既自然又真实，可是那个时候却是达尔文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因为他想知道这个论点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是适应环境的物种更容易生存下来，还是为了生存去变得更适应环境？他不断地思考着，都快把自己给弄恶心了，而且从他妻子的反应程度就能看出来，达尔文的发现将会制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爆炸性的影响。他当然理解妻子对宗教的依赖，是源于他们的小孩死后，想要从中找到灵魂上的安慰——虽然我们在影片里集中讲述的是他们失去的一个孩子，事实上，他们有3个小孩都不幸夭折了。”

        与此同时，保罗·贝坦尼还意外地发现，达尔文在自身修养方面拥有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口碑，贝坦尼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任何说他不好的信息和言辞，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声称达尔文是一个非常端庄正派的男人，而且还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父亲……我曾经听说有人指责他拿自己的小孩做实验，但我觉得，当科研成了达尔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后，自然就会融入到他的私人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这样的行为称为爱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