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现实主义传统,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电影创作者

时间:2018.06.11 来源:艺恩网


《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在中国内地的上映,如同一阵龙卷风,狂卷超过23亿票房。


该系列2012年5月5日上映的第一部《复仇者联盟》总票房5.68亿,2015年5月12日第二部《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实现了票房10亿级的跨越,最终收获14.64亿票房,今年5月11日上映的《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在上映第十天仍保持近1.3亿日票房成绩,当前累计票房已超过23亿元。


对一众“漫威粉”来说,“复联”系列电影让他们心爱的超级英雄们列队集合,各展所长,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在系列影片中得到了层层刻画和延续。十年20部漫威电影,既有《钢铁侠》 《超凡蜘蛛侠》等单个超级英雄成长史,也有如“复联”、“银河护卫队”等多个超级英雄共同汇聚的系列影片。


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不断趋于完整的“漫威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有着一套完整的运行规则、价值判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价值判断是漫威宇宙的运行法则,也是其终极魅力所在。


观众之所以会被漫威电影打动,并不只因为它的超强特效,更是因为影片呈现的不是简单的对错,而是不同价值观的对抗。恰如《复联3》中灭霸选择牺牲养女卡魔拉换取宝石,而其他超级英雄分别为了要保护的人而向灭霸交出宝石,在细致的人物刻画前提下,正反派两种价值观产生的对抗让故事具有了“对错判断”之上的多元价值观解读。


有网友将《复联3》称之为“又一次完美的美国核心价值观输出案例”。事实上,不只是漫威,成功的电影从来都不只是故事的输出,更是一种价值观的输出。以迪士尼电影为例,每一部迪士尼电影都充满了正能量。没有任何口号和说教,守护家人、自由、友爱等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早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电影中。对中国电影而言,这恰是我们一直寻找的电影“价值脊梁”。


价值观是观众心底共同的声音


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表达绝大多数人认可的价值观是一部电影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前提。编剧董润年对迪士尼的价值观把控力十分佩服,在《老炮儿》的编剧工作结束后,董润年与迪士尼有过一年多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感触最深的就是迪士尼对其影片主题思想和价值观的严格把控,他笑称:“迪士尼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审查比国内任何一个部门都要严苛。他们坚决不允许人物违背迪士尼的核心价值观。为了这种绝对的迪士尼价值观,有很多我认为可以增添人物色彩的小特点,他们都坚决不同意。”也正是这种绝对的坚持,让迪士尼的每一部影片都呈现出主题集中、人物性格鲜明的特点,并以此打动海内外的亿万观众。


恰如美国电影中传递出的爱、自由、守护家庭等,中国电影人也需要触摸中国老百姓的共有价值观,用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价值观”三个字看似玄妙,实则简单。对于编剧、导演张嘉佳来说,他所认为的核心价值观就三个字,“找到光”,而对于主流商业片和艺术片,张嘉佳认为“主流商业片尤其要表达正确的价值观,对于丑恶的鞭策是直接的,因为你面对的是最大多数的普通观众”。


纪录片《二十二》的导演郭柯也非常赞同用中国人独有的方式来传递中国价值。“我去国外与韩国、日本导演一道参加国际电影节,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中国人拍电影一定要把国人的含蓄和善良展现出来。我希望我拍的片子或者我做编剧的片子,下一代观众能够看,能对他们产生良好的影响。在任何小片子里一样能够发挥真善美,一样能够跟演员沟通把真善美展现出来。”



中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这个“道”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诸多文艺形式中影响力最广泛的电影艺术,不论商业片或是文艺片创作者,这种“道”的责任都已然在肩。恰如著名导演贾樟柯所说,“富强、民主、文明等这些就是我们当前的文以载道。我们在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无论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电影工作者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不但是在做一个娱乐的工作,做一个产业的工作,还有呈现我们的人生哲学、社会哲学这样一个思想层面的要求。”


青年导演杨庆曾一度认为美国电影是座“一辈子无法逾越的大山”,但随着不断的探索和实践经验的增加,他开始思考:“我们要跟美国竞争,就真的要去拍他们那样的电影吗?”他先后导演《夜·店》《火锅英雄》,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发现,“有些东西是我可能一辈子都学不来的,那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才能够跟美国或者国外的电影竞争?我觉得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美国人拍东西他们并没有想拍一部电影卖到全世界,他们的出发点就是拍给自己看。我认为,大家要拍自己热爱的东西,不是只有大片才能干掉大片。”


恰如杨庆所说,“不是只有大片才能干掉大片”。《泰囧》不是“大片”,却收获了观众的喜爱,也取得了票房成功。《羞羞的铁拳》《后来的我们》不是大片,却都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中,引发了观众情感和价值共鸣。


类型片是电影与观众之间的契约


回望电影市场增速放缓的2016年,当时业内预测2018年、2019年、2020年这三年会是中国电影创作相对比较丰富的三年。


2018即将过半,《村戏》 《路过未来》 《荒城纪》等一大批有艺术气质的影片在市场上相继出现。在产业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文艺类影片与商业类型片都找到各自的生存土壤,文艺片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灵活也越来越扎实。


好的文艺作品有两类,一类作为时代的记忆来留存,未必要追求大的轰动效应。但是另一类更大量的作品还是要通过和观众见面,和市场的交换来满足它的价值转换,这类就是通常所说的商业类型片。


由喜剧片、动画片、话剧改编的影片,新主流商业大片等一一登场,在电影市场上一次次证明它们的魅力。徐峥的“囧”系列成为喜剧类型片的新标杆,《大圣归来》打破了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天花板,让更多动画电影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以开心麻花为主力的话剧改编类电影如《夏洛特烦恼》《驴得水》《羞羞的铁拳》等在市场上取得了一次次的成功。以《湄公河行动》《战狼》系列、《红海行动》为代表的新主流商业大片创造了国产电影票房的一个个新纪录。



类型电影的魅力势不可挡。不仅是在中国,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类型片也仍然是电影市场的主力军和先锋队。


类型片是一代代电影人与观众之间形成的一种契约,通过一部部甚至是几万部电影,电影创作者和观众自然而然形成一些规范。《分手大师》导演俞白眉认为,“中国有成熟的类型片就是过去这几年的事,大部分的时候沿用的整个规律系统是以北美观众为基础的、以全世界观众为底牌,一步步磨合出来的。”


徐峥也一直在探求有作者气质的类型电影,在他的眼中,“优秀电影”的概念不以艺术和商业做区分,而更多时候是商业性与艺术性兼具的影片。“我从豆瓣上挨个看高分电影,这些片子不见得票房最好,但也不是特闷、特枯燥的艺术电影。高分电影就是一种经典电影,在人物的表达上、电影类型的选择上,整体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它变成了很好看的电影。我们用所谓的审查的尺度来衡量,很多电影也都可以通过审查。关键还是在于创作人的智慧,能不能找到有质感的材料,用好的电影手法把它展现出来。”


在《战狼2》之后,军事题材的新主流商业大片成为一股热潮。空军宣传局空军题材影片立项负责人张力感受到了这一类型热潮正如火如荼,“《战狼2》票房、口碑都很好,那之后我们空军也接到了很多申报题材,就是跟《战狼2》很像”。



面对这种情况,张力在乐观欣喜的同时也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这一题材可能会被很快消耗,还是要寻找新的角度和新的类型化表达”。他提供了几种思路:“军队现在变化很大,首先历史的革命题材可能将来会越来越少;其次,现实题材中军队未来的样子,将来的仗是怎么打等具体问题确实需要专家型的编剧去研究。第三就是塑造超级英雄的题材可以继续。第四是与科幻类型的交叉,这方面空军是一个高技术的军种,我们一直在这样做。”


在军事题材热之后,许多电影人纷纷囿于“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类型电影”的困惑之中,甚至有的创作者不停揣摩观众喜好。对于这种情况,《战狼2》的编剧刘毅认为:“观众喜欢什么是永远猜不到的,电影人要量力而行。尊重观众,但是不要去揣测观众。”


开心麻花CEO刘洪涛对于喜剧片的创作深有体会,认为“真诚”是喜剧片接近观众、打动观众的重要途径,“我们团队内部有一些铁律,类似‘不真诚无喜剧’,如果你不能替观众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你不能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感受他们的快乐与痛苦,那我们创作的影片一定不被他们喜欢,我们的‘包袱’他们一定不会接受。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特别真诚地创作。”


“互联网+”背景下观众需要什么电影


在年票房不断攀升的产业发展过程中,中国电影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一是不断放开进口片数量;二是观众的口味在变,寻找与观众对话的有效途径是电影创作者们面对的直接挑战;第三,互联网的挑战正铺天盖地而来。


当前是4G时代,4G+和5G都在开发之中,到了5G时代,一部电影的传输速度会有质的飞跃,传输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华为为首的国产手机供应商对4K手机屏幕的研制也正在进行中。在“互联网+”的大挑战下,观众还是否能够走出家门、走进影院成为一个问题,影院大银幕的魅力是否能够与移动终端小屏幕进行对抗?面对这些挑战,多数电影人态度仍比较乐观。


青年导演王放放认为互联网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反而促使着观众走进影院进行电影社交,“互联网让国人生活变得便捷,尤其是电商平台的发展,国人外出购物的活动习惯已经渐渐降低,但人总是要外出的,其他的一些社会活动渐渐被互联网屏蔽掉了,看电影变成一个外出的主要原因。即使手机清晰度再高,人也仍需要外出,需要一些集体进行的社交活动。中国电影票房之高,是互联网改变人类行为的结果之一。”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影法规的不断完善,盗版绝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基于这种积极因素,演员黄晓明并不担心电影会被取代,“影院观影始终比移动端观影时间提前,第一时间看到最新鲜的影片,同时爱热闹的年轻人聚集起来进行社交活动,走进影院集体观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活动形式。”


《傲娇与偏见》导演李海蜀感慨于当前社会变革速度太快,同时认为很难预判观众到底喜欢什么,“互联网技术革新让这个社会每三个月就有很多改变,观众也随之变得很快,很难预判现在的观众到底喜欢什么,创作者一方面要遵从自己的心,另一方面也要看现在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真正去走近他们,多跨界学习。”



《缝纫机乐队》导演董成鹏在一场场路演中发现了观众观影习惯的变化,“当节奏稍微慢下来,或者有谈爱情的时候、叙述性的时候、只要不是强刺激的时候,有些观众就会拿起手机。观众集中注意力不像手机不普及之前看电影,不仅是电影传播产生了变化,观影的习惯也产生了变化,我们未来制作电影的时候需要考虑这种变化。”


好莱坞电影已经给出了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最好方式,强情节、强叙事、强视觉刺激。《烈日灼心》导演曹保平认为:“强烈的叙事和非常高的叙事技巧建立起来的叙事系统在今天的电影市场里面其实显得很薄弱。提高我们自己的电影叙事能力和电影叙事手段,也许是留住观众、保持观众注意力的一个必须条件。”


如何在快速变化的新环境中准确把握观众的喜好,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连创造过第一部国产影片“10亿 ”票房纪录的导演徐峥也表示“拿不准这个市场了”。


事实上,对于聪明的创作者来说,一味想要把握观众不如选择把握自己,引领观众。


做有温度的现实主义影片创作者


中国电影历来有现实主义传统,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如何延续这种现实主义传统,并不断拓展现实主义影片的创作边界,进行新的表达?


不同创作者对于“现实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著名监制、导演张一白就曾有过“我们倡导的现实主义和我们作为创作者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是否一致”的疑问。在这种困惑与思考中,张一白认为创作者要找到一种真实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来自于我们的人民、来自于我们的父老乡亲,来自于我们的隔壁邻居,来自于同学朋友……如果我们回避这些情感,那所有的创作就是无本之源。”


《长江图》的导演杨超对“现实主义”的边界进行了更深广的拓展,在他看来,“写实是任何电影的基本点,魔幻电影也要写实。”同时,他以韩国电影《熔炉》为例阐述了电影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韩国电影《熔炉》体现了主流电影的尊严,实现了影片和社会的完整互动,华语电影怎么才能够挽留住正在流失而且可能大面积流失的观众,甚至输出价值观到国际上去,重点是在多大程度上敢于面对中国的现实。”



对于青年导演李睿珺来说,“现实”更多时候是指弱势群体的生存现实,“我展现的现实是把目光投向了一些在我们的银幕上被忽略,或者在更多人视线里被忽略的群体,比如像农民工、留守儿童这样的题材。”


对于李睿珺而言,拍摄这类现实题材影片最大的困难就是无法获得稳定持续的商业投资,每一个项目的开展都十分曲折、捉襟见肘。甚至还要面对一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用以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取关注、获取奖项”的质疑。他的影像更多时候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通过电影了解另外一个世界,以及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包括一些生活的不容易者,他们所面临的情感或者精神、生活上的困境”。


对于现实主义影片是否与商业性冲突这一问题,编剧董润年从创作经验出发,认为二者并不矛盾:“这两年你只要真实的传达人物,现实主义电影观众还是比较喜欢的,我觉得我们创作者不应该回避,不要在主观上就觉得好像商业性的电影跟现实主义是相违背的。”


展现现实并不难,新闻比电影更逼近现实,但为什么观众更爱从电影中触摸现实?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创作者在表现现实中所传递出的温情与善意。“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所有的人和事物带着一种善意,在电影里面体现出这种善意。”张一白说。


在信息爆炸,注意力分散的当下,大银幕光影带给观众的感动与美好,是驱使他们走进影院的强大动力。张一白说:“电影独特的美和我们那种带着善意,发自善心去表现真实生活的创作初衷,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


《绣春刀》编剧陈舒也承认创作者对现实要有思考,要在作品中传递这种思考与态度。“创作者在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中更应该考虑的不是表达什么;而是用什么样的眼光以及心态去设置现实社会的问题或者设置现代社会的矛盾。电影的创作不在于提出问题,它最终是要对现实问题给出一个电影的回答,呈现一种信念和希望,恰如黑泽明在他电影中释放出的善意和仁慈一样,电影人在影片中注入温暖、希望、信念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应有之义。”陈舒说。



现实不等于黑暗、残酷,现实故事背后散发出的人性光辉才是创作者们孜孜以求的光。徐峥说:“电影的结尾,一种是不错的电影结尾,它的意义是正向的。更棒一些的电影的结尾是‘正向+惊喜’。经典或者伟大电影的结尾是正向、惊喜还要加上一个社会意义的东西。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到现实题材上面,大家都能找到更多更好的中国故事。寻找现实故事背后散发出人性的光辉,爱的光辉,这应该是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向,也是国外电影的讲述立场。如果采用这么一个视角,那有很多的中国好故事可以去讲,反之,我们会变成一个孤岛,没有办法跟外国电影对话。”


现实主义创作要讲究方法,也经常会遇到困境。《后来的我们》编剧袁媛曾创作过一个核泄漏题材的剧本,但因为涉及敏感部门较多,最终未能协调一致而不得不放弃。可以说,任何一个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者都是在“带着镣铐跳舞”,袁媛毫不客气指出当前创作环境对现实主义创作者的捆绑程度甚至是“被绑成木乃伊了还要求要舞蹈起来”。


现实主义创作的前行之路并不平坦,但是不断放宽的边界和不断出现的有力度有温度的影片给与创作者们更大的信心,有理由相信,未来现实主义影片的创作氛围和作品品质都会继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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