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一 1944年的重庆，汪文宣不顾母亲的反对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随后，他又怀着远大抱负走入社会，但冷酷的现实使他的理想破灭，他蜕变成一个忍辱偷安的小公务员，为一点微薄的薪水，辛苦工作，一家人在贫病交困中勉强度日。而妻子曾树生不甘于这样的生活，凭借姿色，谋得在某银行当“花瓶”的工作来补贴家用。汪母对媳妇非常看不惯，并以他们“没有正式结婚”来奚落她。曾树生同情丈夫，并且几次想离开银行与丈夫一起去搞教育工作，但因舍不得抛弃习惯了的生活方式而作罢。终于有一天，冷漠的家庭气氛和婆婆的冷言冷语使她与年轻且有权有势上司陈主任随银行外迁到兰州。曾树生虽然离开，但一直惦念丈夫和儿子，按时寄钱。抗战胜利后，她立刻赶回来看望丈夫和儿子，却没有想到丈夫早已死于贫病，儿子则随婆婆去了老家。 版本二 故事发生在1944年、"湘桂大撤退"时的重庆。汪文宣在大学教育系念书的时候，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理想，反抗精神也很强。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和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随后，又怀着创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远大抱负走上社会。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贫困，使他的理想在冷酷的现实中一一破灭。当他和家人从江南辗转到了重庆时，已经饱经沧桑，变成一个安分守已、忍辱偷安的小公务员了。为了一点微薄的薪水，他抱病工作，可挣来的钱连养家糊口都不够，更不用说求医治病了，一家人只能在贫病交困中勉强度日。可妻子曾树生却不甘于过这样的生活，想要另闯一条出路。靠着自己的姿色，她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个薪水较高的工作--实际上不过是供人摆布的"花瓶"，以此来补贴家用，供儿子上"贵族学堂"。汪母出身书香门第，原是昆明的"才女"，为了儿子，她甘愿所自己降到"二等老妈子"的地位，替儿子操持家务。矛盾在婆媳之间出现了：母亲觉得媳妇夺走了儿子对她的爱，于是她总是挑媳妇的毛病，尤其看不惯媳妇当了"花瓶"后的生活方式，并且还以他们"没有正式结婚"来奚落儿媳。曾树生很同情丈夫，也并不甘心做"花瓶"，她几次想离开银行，和丈夫一起去搞教育工作，可又舍不得抛弃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也不愿儿子因贫困而低人一等。同时，家庭气氛的寂寞，尤其是婆母的冷言冷语使她不能忍受，她终于跟着她的上司陈主任--一个比她年轻的、有权势的人到兰州去了。虽然她离开了家，可仍然惦念着丈夫和儿子，按时给家里寄钱。抗战一胜利，曾树生马上赶回来看望丈夫和儿子，没想到，丈夫已死于贫病，儿子也随婆母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