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阐述

李启民认为，应该以媒体新的手段扶持传统艺术，大力张扬传统艺术的魅力。在拍摄资金短缺，工作难度极大的情况下，他不计报酬挑起了重担。他和编剧贯涌商定，要尊重戏曲，尊重它的程式，尊重它的唱念做打的一切手段，但表现形式要强化，戏曲的魅力要强化。编剧贯涌“考虑到影片的长度是一个钟头零四十分钟，而舞台剧是两个小时零一刻钟，我就想压唱，他（李启民）说不能压，金不换的唱不能压，河南梆子唱段不能压，压了就没戏曲了，只去掉了一段唱腔，其他的全部保留。”因为现实的景和戏剧装扮矛盾太大，就采取了棚里搭景的办法，在这些方面同样是尊重了戏曲的原则。这个戏有雨景，这在舞台上用一把伞就可以表现了，电影如果用水浇，服装就湿了。就干脆改雨为雪。漫天大雪之下唐成诱导李秀英告状，这样的意境比舞台美得多，深刻得多。“《七品芝麻官》是一部历史戏。在21世纪讲述的民和官的故事，一定要有现代视角、现代意识。如果说唐知县审浩命的时候，呼唤的是官为民做主，那么我们这堂喜剧就是要告诉老百姓，你自己不做主谁来给你做主。唐知县到了京城以后就被压成了与老百姓平等的人物，与老百姓有了共同的视角、共同的情感、共同的地位。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写的新的唐县，这就是我们的追求。”[1][1]

演员心得

金不换：我的老师牛得草创作、演出了《七品芝麻官》，二十年后我又演出了《七品知县卖红薯》。我们鹤壁市豫剧团的品牌就是《七品芝麻官》，因为牛老师“芝麻官”的知名度响遍了全国，既然有了这块品牌，我们就想在“芝麻官”上做一做文章。好多戏迷希望看到《七品芝麻官》的续集，于是文化局陈局长和我们几个人策划这个事，到北京请编剧，请我老师共同商谈，量体定做了这出戏，然后又理出来排出来。我们市和我们剧团的财政都非常紧张，排出来请专家看了以后，认为有希望可投资，我们再慢慢增加投资，已经在舞台上演出二三百场了。牛得草老师去世六年了，观众看见我这个形象就想起当年的状况，所以演这个角色我也很有压力。《七品知县卖红薯》在第九届河南戏曲大赛上获得了金奖。结合几次进京演出的实践，改编为电影。豫剧是以唱腔为主的梆子戏，河南豫剧就是听唱，但是电影很忌讳这种以唱为主的东西，从表演到镜头调度都有好多困难。从我个人来说，要和牛得草老师那种表演风格错开一点，在牛派的基础上要有金不换的个人特点。因为光有继承没有发展这个戏也不好演。所以在道具上服装上也和前边谢添导演的《七品芝麻官》的风格有些不同，不是包头、画浓妆，也不是舞台程式化的。拍摄电影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当时还有个侥幸心理，觉得舞台演出那么多场了，拍电影肯定没问题，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艺术作品的续集很难有成功的。这部戏以情为主，气氛沉闷，情节坎坷，最后战胜了贪官但是主人公唐成与官僚集团做斗争的结局有压抑感，不像前边那部戏闹的呀，喜的呀不得了。我只有透过大的唱段，把唐成内心为民请命的感情表达出来，调节气氛。李秀英在这出戏里是主角，代表了老百姓的形象，她与唐成的故事体现了官与民之间的感情。我们还根据剧情去掉了摇扇子、晃帽子等喜剧性的招式。即便是官丑还要展现出来演员的工夫，把脸谱勾在脸上只不过是虚构。这部戏曲电影既要有戏曲的特点又要有电影艺术的生活化。我第一次拍电影，心里特别紧张。也是在拍摄实践当中学习，终于在将近拍完的时候掌握到了一些拍电影的规律，才明白，哦，拍电影真是不简单！[1][1]

刘雯卉：“一枝花”又是京城人，她能歌善舞，妩媚妖娆，这与我本人的性格反差很大，演员在戏中要唱豫剧、京剧和糜糜小调，边唱边舞，在彩体上要运用戏曲程式化动作和现代舞蹈，绝大部分戏需要我和金不换在进棚以前熟悉，可唐成的戏分很重，几乎天天在棚里，没办法。我只好自个练习，从接触剧本到开始拍戏，我始终不能把银幕表演和戏曲表演有机的融合，故而，几次走戏都很不成功，一方面注意了身段，有了动作，多了戏曲程式，可人物的内心真实感就在镜头前先走了；另一方面注意了在镜头前人物的内心真实感觉，可又缺少了戏曲故有的程式美与造型美，缺少了戏曲那种特有的美学神韵。在导演的耐心启发下，我多次反复阅读电影角本，尽量找准“一枝花”的心理贯穿线，把握准她勾人魂魄的人物基调，在表演上首先要求自己:第一步做到真实化、生活化，对着镜子扭得腰疼，用生活的自然形态展示“一枝花”的内心世界，而且随时提醒自己要注意镜头感，尤其是特写镜头时不能夸张，时刻牢记“微相表演”注意强调人物内心细微动作的外化展示。另外一方面我要求自己在准确把握人物内心情感和人物关系的前提下，遵从导演的要求，遵循电影艺术规律的基本要求，我苦思冥想，反复练习，使“一枝花”这个人物艺术形象既真实人心，不表面化，又不失戏曲电影人物那种特有的艺术韵律和美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戏曲程式表演与银幕表演有机的融合。[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