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y and Max
对于亚当·艾略特来说，每当他准备制作一部新影片的时候，他都会把它当作是一张空白的画纸，艾略特说：“我希望能够为它填充上充满原始的影响力、对于动画作品来说属于禁忌的内容，我真的认为《玛丽和马克思》会颠覆电影类型的界定点，为现代观众呈现出一些全新且与众不同的动画品质。毫无疑问的是，这部影片中包含了许多黑暗的时刻，但我觉得，在众多色彩中适当地加入‘黑色’，肯定能够提升整个故事的情感范畴……这里总共有两个同步的世界：一个是玛丽的澳洲郊外，另一个则是马克思的纽约市。虽然玛丽的世界满是让人心情沉重的阴霾的棕褐色，却比不上马克思的那个只有黑和白的灰色空间。其实我总是尽可能将颜色的变化维持在最少化，这样可以确保观众感受到影片强烈的视觉特色，将《玛丽和马克思》与那些乖僻、滑稽且多彩的动画电影彻底地区分开来。”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玛丽和马克思》肯定能够成为亚当·艾略特所制作的影片中最具动态效果的一部，他继续说：“想要得到这样的视觉冲击力，在摄像方面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一些，为此，我特别找来摄影师杰拉尔德·汤普森（Gerald Thompson），他是一个动态控制的专家。” 《玛丽和马克思》中所讲述的那个故事，很多灵感都源于亚当·艾略特有过的真实经历，他说：“马克思这个角色的原型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的纽约的一位笔友，我和他通信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直接促成了这部影片的基本故事形态，他是一个典型的迫于生活的压力而无法正常呼吸的人，相信全世界的观众都能从他身上找到相应的共鸣。我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位笔友，也和影片中的马克思一样，有自闭症，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专门研究了这种综合症，我制作这部影片的目的不仅仅是想将这个病症介绍给观众，而是不希望因为神秘感而让人们对这类人群产生误解。” 亚当·艾略特的作品中似乎都带有那么点闭塞的孤离感，他继续说：“我想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想法，那就是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是如此地格格不入，他们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孤独——我也是这样，即使我在电影方面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就和承认，却仍然会时刻产生寂寞的惆怅。我总是会没来由地感到一阵阵地悲伤、烦扰以及不确定，我想我这个人还是太过看重得失和害怕被人忽视，那种挥之不去的边缘感只会让一切更显忧郁而已……我觉得正是那种相似的孤独，才让我对这些人的故事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因为我真的能把自己和他们联系到一起去，我愿意倾听他们背后的经历，而且还要把它们搬上大银幕让更多的人知道。” 真正地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之后，亚当·艾略特意识到这种问题在人群当中应该是普遍存在的，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也愿意去倾听这些拥有很大的差异和特殊性的故事，艾略特说：“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我见过的人有好几千，各个国家的都有，我也喜欢收集剪报，包括电子邮件和信件，我都仔细地保留着，因为我知道它们在我搞创作的时候，肯定能够给我提供巨大的灵感素材。近几年，我们总是收到影迷们的信件，我想这要归功于《裸体哈维闯人生》在奥斯卡上的大放异彩……与此同时，我们收到的信中，很多是来自于多发性抽动综合症的患者的，当然也包括老年痴呆症和抑郁症的观众。写这些信的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寄信的地点从瑞典到东京，他们可能是在电影院、飞机、电影节或网络上看到了我的这些动画电影，他们讲述的都是相似的事情：在看过了这些和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的影片之后，他们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感受到了生命的转变，同时也成了他们在经历痛苦的时候的一些调剂和宽慰。” 在亚当·艾略特看来，他的电影作品能给人们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实属他的荣幸，艾略特继续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差不多在几个星期之前，我收到了一位女士打来的电话，她对我说，她的一位好朋友在死于癌症的最后4个小时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看着《裸体哈维闯人生》……听到她的话，我一下子就泪流满面，这也让我认识到，讲故事的方式所能带来的能量是多么地巨大。我总是对人们给予我的反馈感到有点羞愧，认为自己不配得到这样的称赞，我只是把我的所看所想通过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我真的觉得非常地幸运，自己能够得到这样的能力和机会，在观察了不同的人的生活之后，将这一切通过电影的方式，讲给更多的人听——我自然也希望这部《玛丽和马克思》可以带给人们同样的情感宣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