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悄然兴起的全新的家庭模式

        作为2010年的圣丹斯电影节最富争议的作品之一，《子嗣无忧》还在随后的柏林电影节上一举夺得了专门为同性恋题材所设立的泰迪熊奖……影片由来自于洛杉矶的女电影人丽莎·查罗登科（Lisa Cholodenko）执导，她还和自己的写作搭档斯图尔特·布朗伯格（Stuart Blumberg）共同完成了原创剧本的创作工作，将滑稽、幽默的惊奇遭遇结合进了真实且充满着辛辣和尖锐气息的剧烈情感当中，他们是在对一个现代化的家庭进行极具趣味性、令人动容且丰富的描写，关乎的全部都是与观念和传递有关的话题，布朗伯格表示：“我和查罗登科之所以决定共同完成剧本中的故事，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亲密，虽然我们经常用吵嘴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不同的观点，可基本上而言，我们非常地喜欢对方。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可以将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平移到影像的世界当中，肯定能够制造出与众不同的另类趣味。毕竟，我们认识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尤其是对电影的想法和认同方面，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颇有点投缘的意味。”查罗登科接着说：“总的来说，创作的过程经历的是一段异常漫长的时期，花了我们超过4年的时间。我记得当时我的第二部电影作品《月桂谷》（Laurel Canyon）刚刚公映，而我则正在做一些电视剧的执导工作，但我真的非常希望可以亲自完成一个原创剧本，因为我在此期间看了大量交到我手中的本子，却无奈地发现里面的内容都不合我的意——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尝试一些更加私人的故事体系了，而且我发现自己似乎对那种拥有着极大的身份认同感的情节特别地感兴趣。”

        正当丽莎·查罗登科踌躇满志地想要动笔写一个原创故事的时候，斯图尔特·布朗伯格找到了她，想要合计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深入挖掘的电影素材，布朗伯格回忆道：“查罗登科对我说，她想写一个更加主流的电影内容，是围绕着同性恋妈妈与她们的小孩以及精子捐赠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我觉得她为我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充满着奇幻色彩的前提和假设，不过显然不太适合主流文化的覆盖面，所以我建议她选择更自由的独立制片。我想说的是，当查罗登科向我讲述了这一切之后，鉴于一些个人的原因，我确实对这个话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曾当过精子捐赠人，所以我肯定能赋予整个故事一些由内而外的真实观点。”

        丽莎·查罗登科是仔细地观察了当今的一些社会现状并结合了自己目前的处境，才会构思出一个如此大胆的电影计划的，她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面对类似的问题，她们都在考虑是否利用精子库来达到孕育一个孩子的目的……我和我的生活伴侣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除此之外，我从《纽约时报》上也读到过很多类似的故事，全部都是有关于通过精子捐赠的方式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小孩的内容，他们中的很多人如今已经接近成年了——对于所有的家庭来说，我们为他们展开的无疑是一个勇于创新的别样世界。”

        正是考虑到这样一个另类的话题可能不会被所有的人欣然接受，斯图尔特·布朗伯格才会建议丽莎·查罗登科在独立电影领域开辟出一个更加随心所欲的自由空间，查罗登科承认道：“我们经过了详细地讨论和对比之后，发现独立的环境似乎要更加地适合这部《子嗣无忧》的生存……而且我们还不可避免地意识到，如果有人能够从中窥探到更多的商业敏感度和机会，那将会是一个多么有趣的过程啊，也迫使着我们不得不想办法将一切有利于我们的因素进行完美的嫁接。虽然我和布朗伯格在此之前都没有过合写东西的经验，但我们愿意以此作为一个开始，放手一试。”

稍显漫长的创作历程

        丽莎·查罗登科与斯图尔特·布朗伯格两个人先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剧本的大纲，然后大致拟定出了一个草稿和参考方向，布朗伯格说：“有了可依据的创作基础之后，就到了我们坐下来一起丰富内容的时候了……我们为此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一起度过的，放飞思路与想象力，让剧本一点点地充实起来，每一个场景，每一个角色，我们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和琢磨，而且修改了不下10次。”查罗登科则补充道：“我很高兴自己最终选择了和布朗伯格一起完成这份非常有创造力的工作，我们针对里面的所有人物，向对方提出了很多问题，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不断地让一个又一个角色具备了鲜明的形体和特色，然后再进行立体的对照，尽量避免那种表面的肤浅与碌碌无为，或者单纯地为了摆正立场而不断地退缩以及妥协——毕竟，我们所探讨的话题，还没有普遍到被所有人接受的程度。”

        毫无疑问，这对编剧搭档将两个人的观点融合，是在分别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角度来看待并分析同一事物，斯图尔特·布朗伯格解释道：“我觉得我和丽莎·查罗登科组成的是一个很有趣味性的动态结构，男人和女人毕竟还是不同的，所以我和查罗登科代表的是两个具备着极大的差异的群体，能够得到如此与众不同的体验，我感到很高兴。有的时候，我坐到了电脑前，然后对查罗登科说，‘我准备好了，咱们开始吧。’可是她的回应往往是，‘不不，等一会儿，先跟我说说你这个周末都做了些什么。’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插曲，却很能说明一些本质的问题——我一般都喜欢直奔主题，查罗登科则完全不同，她更热衷于营造一些小气氛，而且极度的敏感，总是能从闲聊中得到一些非常有用的信息。”查罗登科接着说：“我完全同意布朗伯格的观点，并且真的希望他能以男性的角度赋予《子嗣无忧》一些与众不同的层面……有的时候，当我向我的爱人伤感地倾诉时，我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剧本是否能像他们说的那么优秀，她总是对我说，‘你惟一需要做的就是保持住现在的写作状态，不要停下来，直到你创造出了一些让自己为之动容的情感时刻，如果你真的被感动，而且产生了共鸣的话，那就说明你并没有偏离正确的轨道。’光是落实到笔头这一部分，就花掉了我和布朗伯格一年半的时间，我同时还在尝试着受孕，而且成功了。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在孩子出生前把一切都搞定，包括这部影片的拍摄工作，可是当我们将资金全部落实之后，我却因为临近产期而没办法再履行导演的职责。很快，我的儿子就诞生了，然后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和抚养小孩，不过在此期间，我和布朗伯格始终坚持着剧本的修改工作，力求把一切做到完美，因为我们都对它寄予了非常厚重的希望。”

        说到视觉画面的呈现上，丽莎·查罗登科还特别决定使用胶片来完成影片的拍摄工作，她表示：“我和我们的摄影师伊戈尔·贾都-利洛（Igor Jadue-Lillo）都是不折不扣的‘胶片党’，使用的是35mm的摄像机，我喜欢胶片所制造出的那种画面质感，拥有的是让人欲罢不能的吸引力。毕竟我们拍摄的是一部以情感和温馨取胜的喜剧作品，完全不需要数码高清所制造出来的夸张的对比度……我希望《子嗣无忧》能够展示出来的是一种稍显粗糙的颗粒感，散发出来的是一种浓厚的情怀，就像那些从小伴随着我长大的影片一样。”

        丽莎·查罗登科制作《子嗣无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宣扬同性婚姻，她只是想以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来诠释家庭的含义，查罗登科说：“我从不把自己看成是争取某种特殊权益的积极分子，更不想与政治机构或相应的理念挂勾……在我看来，这部影片部分关注的其实是人权方面的问题，而且我完全是从创造性和艺术美感的角度出发的，所以这里并不存在任何潜台词。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影片对焦的本身就是那种非传统的家庭类型，两个妈妈带着她们的孩子？你见过这么特殊的家庭构架吗？’但我想说的是，对于我来说，这却是再典型不过的家庭成分了，不管你如何质疑，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斯图尔特·布朗伯格则认为：“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并没有任何要给同性恋‘正名’的意思，只是单纯地在描述当今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已——我们从中获得了灵感，然后创作出了这样一个围绕着‘家庭’展开的情感故事。虽然我们是从一个‘完美’的四口之家开始了我们的探索与诉求的，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捕捉到的，却是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改变和过度，我们都希望我们所讲述的是一个足够丰富且复杂的与变迁有关的故事，而且能够让它以自己的方式具备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力求全面地展示出一个家庭可能潜在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