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通过一个普通农民之家分分合合的过程，反映了家庭中几代人的喜怒哀乐和道德情操`，强调了尊老爱幼的道德观念。影片围绕强英这一人物，展开不同线索，突出影片主题，并使影片起伏跌宕，丰盈多姿。影片具有清新、浓郁、幽默、活泼的特点，富有乡上气息和地方色彩，喻教育宣传于娱乐之中。 “搞电影的不能忘了农民” 1980年初农村经济改革，家庭内部的争端问题成为了社会的焦点，1981年赵焕章执导《喜盈门》以北方农村一个家庭婆媳之间的争端为主要内容，这部充满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片不但创下了拷贝发行数和观众人次的纪录，还获得了第2届金鸡奖荣誉奖和第5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这部出生于大城市上海的农村电影，长时间以来成为中国又纯又正的农村电影的惟一代表，赵焕章后来又拍出了脍炙人口的《咱们的牛百岁》（1983年）和《咱们的退伍兵》（1985年），这两部影片与之前的《喜盈门》被称作是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 “搞电影的不能忘了农民” 赵焕章是山东人，他的农村片也多在家乡山东拍摄，而和他合作过的编剧、演员里也有不少山东老乡，赵老一口浓郁的山东话，“搞电影的不能忘了农民啊！”这句话似乎像是一种呼吁。赵老的老伴身体不太好，需要经常去医院，老人虽然还有心思想再拍农村片，但是做导演就意味着不着家，赵焕章说他不放心老伴一个人在家，所以婉言谢绝了。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位中国农民电影的“掌门人”。 做演员拍的第一部戏就是农村片 农村和农民生活最初与我并不是很密切，因为我出生在县城，念书在济南，当时心里是很得意的，有种优越感。我们赶上的时机很好，1948年济南就解放了，我毕业后参加山东省文联人民文工团，后来文工团并入山东大学，我有机会在山大的戏剧科学习。当时团里的大部分人员都来自农村，非常朴实，身上有一股劳动气息，在文工团的时候我是做演员的，印象很深的是我做演员拍的第一部大戏就是一部农村片，名字叫《王秀凤》，那时我刚刚19岁，但在片子里饰演的却是王秀凤的老公公。 1952年我从山东老区算是“调干”来到上影，记得当时有四十几个人从山东来到上海。那年正是上海八家民营电影公司合并，也就是民营电影国有化改造，开始作为演员演过老导演沈浮的《斩断魔爪》等戏后，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去学导演。于是从场记到助理导演再到副导演，直到1980年升为导演。在《喜盈门》之前和别的导演合作拍摄过几部片子，但是《喜盈门》应该算是独立完成的首部大戏。 一手把锄头，一手写剧本 我的这几部农村片都是在山东拍的，《喜盈门》的编剧辛显令当时是在文化馆，写一些“小戏”，也写诗歌，而《咱们的牛百岁》编剧的袁学强就是农民，一手把锄头，一手写剧本。他们的优势是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劣势是对电影不熟悉。 里面还有好多故事，我在“文革”期间拍过一个小戏就是山东的本子，本子就是辛显令写的，我们是老乡以前就合作过。“文革”后，他想写故事片，问我行不行，我鼓励他写，因为那些“小戏”都是为政策服务的，电影还是应该探究永恒的主题。《喜盈门》的本子最初递到厂里没有多大反响，我就让辛显令递到其他厂试试，可能上世纪70年代末大家还都陷在“伤痕电影”、“反思电影”中，对农村题材的片子没人重视。记得是1979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为什么农村片这么少”的问题，各厂立马重视起来，都开始抓农村片，我对厂里说看到一个关于农村家庭纠纷的戏很好，厂里看后认为可以投拍。 因为当时厂里对于剧本的要求很高，质量严格把关，作者到上海来两个多月一起改剧本，当年就住在永福路上的上影文学招待所，那时我们熬夜再加上抽烟抽得厉害，每个人张开嘴，舌头都是黑的。 越靠近农村，掌声就越多 剧本完成后，影片拍起来就很顺利。那时各个厂都有个传统，就是影片完成后要有答谢放映，我们带着留厂拷贝巡回演出似的一级级往下跑。因为是上影拍的，就先在上海放，观众的笑声我都数得清楚，应该是在四五十次；后来到了济南，那里观众的笑声是七八十次；再到烟台，笑声达到一百多次；到了县城平度，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真正到了农村，笑声是一百七八十次了。我就感慨，这样的影片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越靠近家乡，掌声和笑声就越多，因为这些老乡真正懂得这部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 辛显令说他体验生活时，感受最深的就是村里人特别爱看电影，放映队来了，男女老少早早到放映场地去占位置，看不完就不散，许多人还追着放映队到外村去看，那时不少家庭婆媳矛盾都很激烈，有的甚至当街打骂，他琢磨着通过电影讲述农村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家庭故事。记得一位农村老汉说，他在看的时候注意四周的小媳妇、小伙子，害羞、低头的往往是不太孝顺的，哈哈大笑的是比较孝顺老人的，我想，这个老汉可真不简单，他是最棒的影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