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电影，60年代的《小兵张嘎》走向了难以超越的高峰，那么其发端则是50年代中诞生的《鸡毛信》。 一部电影，在看过许多年以后，依然留在你脑海中的那个镜头，肯定是最有艺术价值的。 　 　 一个放羊娃站在山顶，手持红缨枪，两眼望着平川。山顶上立着一棵树，太阳照着，四处静静的。旁白声起：“小海娃是儿童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距离。”电影镜头渐渐拉远：站在“消息树”下，可以看见平川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还能看到平川上撒着不少芝麻粒大的黑点，那是日本鬼子的炮楼。镜头再次拉回山顶，旁白：“这是个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鬼子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的狗娃跟桂妞，看见消息树倒了，就会把稻草人拉倒。村子里的人立刻就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忽然，平川上那个圪土达里爬出一长溜黑点子。海娃揉了揉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那黑点子像无数蚂蚁，朝龙门山爬来了。不好，鬼子又出动了！四周山上的“消息树”一棵接一棵地倒下了，海娃赶紧把龙门村的“消息树”一拉。狗娃和桂妞这边，稻草人也倒下了。顿时，龙门村里响起了钟声，钟声越来越紧，人们背着粮食、包袱，赶着牛羊，都急忙往山沟里跑，民兵们也集合了，拿着武器上了山。 这是电影《鸡毛信》对“消息树”的一段经典演绎。关于抗日斗争，这组镜头给了未经过战争的孩子们最直观不过的感性认识。 　　 与同时期其他题材的中国电影一样，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儿童电影，为了适应中国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政治气候，使孩子们本该充满快乐的童年生活也背上了重担。尽管那时的儿童影片在风格样式的探索方面留下了较多空白，但令人欣慰的是，从《鸡毛信》开始，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探索，也为那个年代的电影史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经典之作。单是片头连环画式的构思，在那个缺少视觉冲击的年代，就足以让小观众们精神为之一振。《鸡毛信》剧组于1952年9月中旬接受任务，经过四次修改，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曲折拍摄，终于在1954年“六一”儿童节，把这部新中国儿童影片红色经典的开山之作呈现给了全国的小朋友，后来还赴埃及、美国等地放映。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我国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敌斗争的儿童影片，《鸡毛信》于1955年获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 　　 如果说20世纪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电影，60年代的《小兵张嘎》走向了难以超越的高峰，那么其发端则是50年代诞生的这部《鸡毛信》。 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也是电影《鸡毛信》的制片主任顾也鲁90岁诞辰。刚庆祝完90大寿，顾老在上海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顾也鲁是从一名牛奶推销员成长为集演、导、制片于一身的著名演艺界人士，1951年，热爱新中国的他和已故导演石挥一起从香港回到内地。 　 　 石挥是20世纪40～50年代杰出的影、剧双栖演员、导演，被誉为“话剧皇帝”。1953年筹拍这部儿童片的初衷，是为向国庆献礼。为了拍出精品，石挥“恶补”了许多反映老区农民生活的书籍。顾也鲁说：“他是个‘夜神仙’，写分镜剧本都在晚上。我和他谈拍摄计划，常常要在半夜12点以后去他家聊。12点以前，他在‘啃戏’，跟朋友谈艺术；或与女友约会，打打扑克，劳逸结合，松弛一下。石挥很能吃苦。拍外景时，常常在祠堂里打地铺，在北京拍戏的时候我们还睡过草地。在艺术上，他决不马虎。比如拍收割高粱，他要真割一大片庄稼。在拍摄反扫荡时，他要到老百姓家真开枪，我怕得很，不过艺术上还是听他的。戏拍完后摄制组已经回上海了，石挥要再去北京山区搭碉堡补拍镜头，我不同意。我们两人争吵到制片处长吴仞之那里，最后因考虑到摄制资金有限，还是在上海搭景，我只好对他抱歉了。”然而，就在这次补拍中，石挥受伤了。在闸北，空弹片把他的腿打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