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9·11”时代的曼哈顿

《资本主义者依然活着》是由泽纳·杜拉（Zeina Durra）自编自导的大银幕处女作，影片在探讨了一个极具现代气息的时髦故事的基础上，还以很有颗粒效果的画面风格，制造出了某种时代的错位感，既有趣味性，又带有着某种时光交错的恍惚，毫无保留地展示出了杜拉作为一名电影新人天赋异禀的导演才华。拥有着约旦、黎巴嫩、波斯尼亚和巴勒斯坦的血统，杜拉虽然出生在伦敦，却是在纽约受到了艺术的熏陶，最终决定走上这条电影之路的，所以你完全可以将影片中的女主人公阿丝娅，看成是她在电影世界里的一个分身……作为曼哈顿功成名就的艺术家，阿丝娅分别与巴勒斯坦的秘密抵抗组织和美国的上流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不顾她的同伴反对，与一个墨西哥裔、现在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律师相恋，然后还要在一个异常紧密的生活圈子里，努力地躲避包括CIA在内的各个间谍组织别有用心的关怀和窥探——即使如此，这部影片讲述的仍然是一个喜剧故事。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你也可以将这部影片看成是21世纪版本的《大都市人》（Metropolitan），而且专门针对的是经过了“9·11”事件洗礼的这一代人，其中还包括对一些因为富有而享受着特权的年轻人所做出的讽刺性地处理……《资本主义者依然活着》通过摄影师马吉拉·克劳西纳尼（Magela Crosignani）那极具创造力的独特视角和镜头，然后再结合一些与季节、时尚、偏执、爱情、地点以及灵魂有关的元素，以一种逼真的华美姿态，为纽约这座大都市构建出了一个非常有原创色彩的文化融合的整体氛围，久久地萦绕在观众的心头，不肯轻易散去。

距离2001年发生在纽约的那场震惊了全世界的恐怖袭击，已经过去整整10个年头了，所以泽纳·杜拉有意在这部影片中交织出了一些与暗杀、绑架以及阶级矛盾有关的话题和故事，反衬在这10年期间，美国民众是如何在伤痛与仇恨中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的，同时也预示着，美好且充满希望的时代迟早会重新降临。杜拉有意将自己独特的导演风格灌输在了《资本主义者依然活着》当中，尤其是在讲述影片中的人物的背景故事的时候，她显然想要创造出的是某种很有流派色彩的谨慎与博学，杜拉承认道：“基本上而言，任何一部以流派作为开始的电影作品，势必都会向着带有强烈的个人倾向的方向转变。事实上，像我这样的电影新人，想要制作一部影片，尤其是处女作，还是需要经历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的，毕竟没有人认识你，更不了解你，所以不管你如何宣称自己的电影才能，都不会有人买你的账……不过这里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我尽可能地将一些能够反衬出我的个人生活的故事元素填充到了这部影片中，对于我来说本来就具有着非凡的意义，至少要比那些我‘应该’制作的电影类型更容易感动大家——毫不夸张地说，我从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中获得了极大的创作灵感，还有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影片《奇遇》（L'Avventura），你根本没办法把它们明确地归类到任何一个流派当中，尤其是在当代的美国社会，很可能连发行的机会都得不到。”

在泽纳·杜拉看来，她并不是有意将《资本主义者依然活着》定义在一个如此晦涩难懂的领域里，她的出发点还是比较直接且可行的，杜拉说：“我只想制作属于我的电影作品，特别是在这个我还能自由地主导一切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喜欢我现在正在做的一切，包括这部影片在内……在过去整整1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尝试着将脑子里曾经有过的想法全部表述出来，从我进入电影学院开始，直到现在——不过，我所关注的，始终都是这些主题，所以我想的最多的，也是如何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将它们一一展现出来，全部都是关于应该如何在当代的世界继续生活下去的，以及不可忽视的冲突和争斗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包括我的成长环境，同样会改变我看待这个社会的方式，所以对于我来说，制作这样一部影片，也是为了看看人们对我的见解和想法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也许他们会把我想象成是一个偏执的家伙，但我真的不是。毕竟这就是我的成长环境，我所见所闻的都是一些类似的内容，不是恐怖袭击就是暗杀，要不就是‘摩萨德’的特务在伦敦的公园里杀死了谁的父亲，对于像我这种来自于一个中东的知识分子家庭并生活在国外的移民来说，这些事情真的是再正常不过了。有人甚至觉得我有点哗众取宠，其实全然不是这样，尤其是在欧洲，这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经历，差不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里就出现了很多暗杀的传闻。”



由冲突与伤害凝结出来的偏执

按照泽纳·杜拉的想法，她更愿意让《资本主义者依然活着》讲述一个带有惊悚气息的悬疑故事，不过在类型上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毕竟杜拉需要花掉很大的篇幅去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解释道：“如果说这部影片的大部分内容都来源于我的生活的话，那么与悬疑有关的话题就是这里面最不真实的地方了，毕竟我过的日子与毛骨悚然可完全沾不上边……不过，在我所建造的影像世界里，包括出现在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需要承受的压力都是在持续上涨的，永远不会消失，直到这些矛盾都找到了真正的解决办法——对于我来说，制作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主流的电影作品，反而成了一个特别不现实的事情，因为我只想阐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至少从根本上出发，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我在日常生活中同样需要面对日益增长的压力和紧绷的情绪，我所说的内容可不仅仅局限于中东，还有任何一个来自于充满着冲突的地方的人，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拉丁裔的美国人，包括中东人在内，当他们身在美国的时候，都会经历类似的事情，还有他们受到对待的方式，比如说偏见、损害和侵犯，但这并不仅仅是阿拉伯人或伊朗人的问题，我还希望影片能够抵达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所以我把墨西哥人也包揽进来了，这样我们的故事主题肯定能够感触到更多人的心。”

纽约本来就是一个极具包容力的城市，如此地开放而且多重文化并存，但泽纳·杜拉并不是为此才将她的第一部影片的背景环境安置在这里的，她表示：“毕竟我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超过10年的时间了，但当我还在我的出生地伦敦的时候，我从没有感到自己如此地脆弱、这么容易受到攻击，尤其是当我在纽约独自一人的时候……所以，通过制作这部《资本主义者依然活着》，真的赋予我一个全新的观点和视角，因为我不仅仅需要靠自己去摆脱一些麻烦的境地，而且只能和与我一样的人群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异常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特别是在‘9·11’之后，我们都在绝望地寻找对方，想要找一个值得依靠的绝对安全的地方。”

一个曾经无法触及的话题，如今却在电影的领域里受到了广泛的探讨和关注，一度新颖的构思也变成了老生常谈，不过泽纳·杜拉却选择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继续去探讨纽约客的日常生活因此受到的影响，杜拉说：“但是，我还是比较憎恨这样的说法的，即使如此，现在确实是一个合适且有着明确的界定的时机……对于任何一个中东人来说，都需要处理我在影片中提到的话题，‘9·11’将他们的存在感无形地扩大了，也使得他们在纽约的境地变得愈发地孤独起来，甚至还被无限度地夸张了。所以有一点我必须声明的是，其实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着，每一个人都认为因为改变才会出现目前的情况，可真的变了吗？如今之所以一切都浮出了水面，只不过是在经历了刺激与催化之后，所有事情的保密性降低了而已。”

对于泽纳·杜拉来说，与恐怖主义的战斗也给予了人们一个全新的恐惧的理由，不过杜拉认为，其实恐怖主义一直都存在着，只不过在经历了“9·11”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被激化了，杜拉形容道：“因为人们比以前更加拥护和支撑反击的想法和概念，本来由美国与英国资助和支持的在暗中偷偷摸摸进行的战争、渗透活动和政变才开始变得明朗化，也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的肯定——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只不过是历史性的标准而已，如今，他们之所以敢如此地明目张胆，是不是将‘9·11’当成了一个借口或借题发挥的理由呢？”

事实上，就连泽纳·杜拉自己也没办法很好地解释《资本主义者依然活着》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具体含义，杜拉说：“说实话，真的很难明确地对这样的片名做出解释，因为我没有办法寻找到一个足够合适的形容词，以一种公正的态度去为影片中的女主人公阿丝娅身上的那种很有上世纪60年代风格的能量做辩护……事实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影片中的一句台词，同时也代表着中东的移民从孩童时期就开始纠结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成长于6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可问题是，现在的一切都已经超越了宗教的限制，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和严格的教条主义，如果你没在中东生活过，那么你永远不不可能了解那里的生存环境，所以你惟一的机会就是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

（文/I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