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1991)

幕后制作 青春残酷物语 自“台湾新电影”始，一些年轻的创作者可说是用影像注解了台湾，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如此，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亦然。前者以一个家族的兴衰，敦厚舒缓地刻画出台湾人历史宿命的悲哀；而后者则是借由一件社会案件，精确冷静地呈现出苍白压抑的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杨德昌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创造了一个真实的时代，人人得以回到从前，并且深刻地咀嚼“光阴”和“记忆”的味道，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作为失败成长的祭礼，正是献给难以忘怀的残酷青春。 早岁孤寂感影响其电影观念 杨德昌生于1947年的上海，一岁多随父母到台。杨德昌经常提到他父母亲这一代外省人皆因战乱而离开家乡，毫无祖产，杨德昌认为他们“都有非常独立的性格”。 杨德昌认为他们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代。”其实不单只历经战乱，性格独立，更重要的是这些来台的家庭，“基本上是没有亲戚，完全没有中国人最严密的组织，所以跟社会的关系一直很独立，没有中国传统社会那些结构，当然也没有那种束缚；所以我现在和别人交往，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很简单的关系；譬如应对，我到现在还是没办法很熟练地和长辈应对；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因为家庭组织太简单。”杨德昌的电影对于现代社会的疏离经验，或许与其简单得近乎孤寂的早岁人际关系有较大关系。 电影经验源自漫画经验 杨德昌最初的电影经验和灵感应该源自漫画经验。他曾表示“电影永远是最花钱的，漫画就省多了，打球是和呼吸空气一样免费。当时老师、父母总以为这是些打发时间的消遣，我到今天还是不能赞同这种看法，因为，这和打麻将之类的消遣最不同的是，这些行为里永远都存在着一个梦、一种向往，一种对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存在的信心。”这段话印证于《指望》或《牯岭街》的少年们，落寞与不被了解的私隐世界，夹杂着对某些嗜好的钟情、入迷，有着同样的单纯梦想存在。他表示自己在后来创作漫画时，“觉得对故事感动的地方都跟以前不一样了，会以比较悲剧的角度去做，生活上碰到一些比较想不通的事情，会倾向于感伤，都是些较不公开的感情。” 用电影凭吊青春 杨德昌坚信“年轻是一种品质，而不是数量，一旦拥有就不会失去”。“小四”的故事根据杨德昌学生时代的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茅武是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因女友拒绝他，在1961年6月15日晚上与女友来到牯岭街谈判，谈判不成，他将她连刺七刀，致使女友当场毙命。事件发生后，轰动台湾，报刊以“不良少年行凶情杀”来概括这件事件。 与茅武同校的杨德昌对这一概括“耿耿于怀”，多年后当他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凭吊”那起案件时表示：“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那段时间，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在那个时候念初中，命中注定到现在就是社会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在杨德昌看来196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奇异”的时候，也是一个“一直被刻意忽略的时代”（引自该片宣传资料），所以杀人事件不单是孤立的暴力案例，而成为集体的悲剧了。 以虔诚心支撑巨片拍摄 从之前的《海滩的一天》（1983）、《青梅竹马》（1985）、《恐怖分子》（1986）“现代都会三部曲”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杨德昌停了五年的时间，对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样切身的素材，杨德昌有一层特殊的慎重，影片中烙印着比以前作品更复杂的情感关系，全片92个需要修改、重建的场景，片中定妆的演员有90人，资金预算从1300万扩充到2700万。 在杨德昌的创作生涯中，鲜有如此庞大的制作架构，尤其是对年代写实性的努力加工，应该说没有创作者们自身的成长经验以及虔诚的感情是无法完成的。 影片拍竣后参展28届台湾“金马奖”，《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力克当年香港的两部同样优秀的影片《阮玲玉》和《阿飞正传》脱颖而出，夺走最佳影片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