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帝国 (2009)

导演阐述 晋商 晋商的故事已经埋没了一个多世纪。这段历史被遗忘，或多或少源于商人们地位的卑微和晋商隐密的行事风格。在封建中国的社会等级中，商人被看做是最低的一等：学者、农人、工匠（包括木匠，艺匠等）之后才到商人。他们之所以被压制，正是因为其拥有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势。某些朝代甚至不允许商人穿丝绸的服饰，便是怕他们的财富外露而产生影响力。在这种压制下，晋商们却逃过了朝廷的监视，积累了可匹敌国库的财富。他们可以说建立了一个和朝廷平行的帝国，有时甚至还会挑战朝廷的权威，但并没有引起任何灾难性的后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显山不露水：他们的原则之一就是“藏”。而在史迹上，这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的体系和所作所为几乎无迹可寻。直到近些年，因为有一群掌柜们泄愤的书和当时的地方志及国库纪录，他们的故事才逐渐被世人所知。 堪比今日华尔街 我生在台湾，但我的老家在山西。我是很偶然地才了解到晋商们的体系和道德观，以及孕育了他们那个金融王朝的历史背景。他们和明清时期的朝廷关系紧张，却又相互依存。正如今日的华尔街，晋商们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密切。除了放债给各类工商业外，票号还借出了大量的钱给清政府。他们从财政上支助了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一战，他们还借钱给各地方政府上缴国库的税务，并因此赚取高额利息。 当我刚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美国安然公司刚刚爆出丑闻。我意识到《白银帝国》可以是一个讲述金融道德的故事，所以在影片中我尝试着将这个声音传达出来。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会跟当今的世界更加相关。 在《白银帝国》中，三爷这个角色有一句话：“做生意不过就是做人”。在影片故事发生后一个世纪的今天，在两次世界大战，众多区域战争，数码革命等等之后，这个世界的问题仍然回归到：人在众人之中该如何自处？一个非常儒家哲学的问题。 儒家价值观 晋商的金融机构，又称为“票号”，从很早就开始培养他们的人手。男孩子还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通过举荐或者考试的方式被选作学徒来培养。他们会继续传统儒家思想的学习，除此之外，也会进行数学和外语（包括日语和蒙古语）方面的培训。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和公平正义的理念成为约束晋商的行为准则的核心。他们自认为，同时也经常被外人认为是“儒商”，这个称号本身就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行为标准。因为他们对道德的重视，所以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行为规范，特别是针对性行为的规范，由上至下所有的商人都必须遵从。票号掌柜不得离婚、娶妾或者逛窑子。他们在驻外的岗位上，每三年有一次六个月长的假期，可以回家看望妻子和家人。这种修道院般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他们更好的工作表现。 一部关于家族传承的电影 当我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从成一厚达三册的长篇巨著《白银谷》中找到一条剧情发展的主线。我当时想：《李尔王》、《哈姆雷特》和《教父》都是以传承为情节核心的家族故事。既然我手上的也是一个强大家族的故事，我就决定将家族传承做为电影的主线。 三爷在他的家族责任和自我欲求间挣扎。他在两个层面上感到被其父亲所背叛：康老爷不仅娶了他的初恋情人，而且还在正人君子的面具伪装下从事着不为人齿的勾当。然而做为唯一能承担家族责任的儿子，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三爷无法置身于家族之外，他必须担当起族长的责任。但同时三爷又是个极具反叛意识的人，他忠于自己失去了的爱人，并以此表达他的反抗。他不留情面地拒绝了康老爷让他与沉迷于鸦片中的妻子生育后代的要求。我深知我必须向观众阐明家族传承这个使命在大家族中的重要性，我也希望能利用这个金融帝国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时期的治国规则。 儒家PK法家 康家两代人，老爷和三爷，之间最主要的冲突是为了一个女人，但同时也来源于他们意识形态的不同。儒家和法家两种思想体系所分别产生的势力构成了中国封建时期宫廷纷争最主要的来源。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学者屈从于皇帝的统治下，试图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以及朝廷里生存和升迁的需求间挣扎。尽管有儒家思想正统做掩护，实际上所有的中国皇帝施行的都是法家思想中所阐述的统治技巧（《孙子兵法》，《资治通鉴》都是例子）。 女人的身体属于自己吗？ 既然我决定将家族传承做为重点，对剧情发展来说，一个女人的生养能力自然而然地就变得很重要。一个女人的身体属于她自己，还是属于生她的娘家或者娶她的夫家这一议题，通过康老爷和他年轻夫人之间的暴力行为得以展现。我把这段情节写进电影是因为我希望康夫人能是一个顽强的珍视生命的人。我希望把她塑造成一个坚持自己信念的人，而不是被动的成为周遭环境的牺牲品。她深爱着三爷，并为其所牺牲。但当她意识到对他的爱会毁了自己的时候，她也能决然地离开。她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并愿意为之而努力。她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她是属于她自己的。 人生中的选择 我在三爷的屋里挂了一幅书法，上书明朝儒家心学派王阳明的“致良知”。《白银帝国》是关于三爷的人生选择的。三爷经常问自己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的良知让他成为了自己道德责任感的俘虏。他是个道德层面上的英雄，因为他选择对别人有利的做法，牺牲自己珍视的东西，使自己的良心得到保全。三爷也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清朝和民国的过渡时期，他愿意用家族积蓄来偿还储蓄者的损失。这个决定与他父亲置民众之苦难于不顾坚持屯盐卖高价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子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变成了血淋淋的游戏：权贵决定贫贱者之生死。 父子之争：不同的管理方式 儒家和法家都是统治的哲学。儒家讲求人性化和仁厚，而法家则强调控制。《白银帝国》中父子之争中明显行为方式的对比是为了凸显这两种意识形态间的区别和它们所带来的不同结果。两人之间的思想冲突在三爷作为继承人必须为票号选择一名总经理时爆发。 《白银帝国》中善于权术的康老爷试图为他的儿子选总经理，向儿子强调“控制人的艺术”。他引述了法家中三种皇权控制官员的方式：名，利的嘉奖，以及让人感到敬畏。康老爷在片中贯彻了这一让雇员们心生敬畏的理念。在电影的开头，他使计谋将邱掌柜逐出票号业，目的为了让邱心生感激畏惧，而因此全身心服贴于他。但三爷对邱掌柜的不满正来自于他的父亲为他与邱建立的关系：一种基于畏惧的主奴关系。康老爷像其他封建统治者一样，对强调思想操纵的法家系统深信不疑。 三爷则是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他遵从自己的良知，并希望找志同道合者做工作伙伴。与三爷观念相近的戴掌柜因为其极度专业的工作能力和行事方式让康老爷觉得是个威胁。因为理念上的一致性，三爷选择了戴掌柜担任他的总经理。他们之间建立的是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 拍摄 拍摄持续了四个半月，从2006年9月到2007年1月31日，按计划完成。所有的拍摄都在实景进行，转了九次场，到了四个省份（包括位于西北和华北的甘肃，青海，山西和河北），13个县市和40多个场景。《白银帝国》中的所有建筑都是经历了时间和灾难考验的真实建筑物，现在都是博物馆级别的了。拍算盘的那场戏里出现的明朝建筑已经有500年历史，是现在全中国仅存的两座镶金漆建筑之一。缺盐的民众所聚集的那座桥则是元朝的，至少有700年的历史。康家的大院则是在山西现存的三座不同的大院中拍摄的，另外那座硕大的西式桥梁在天津。后期我们利用了很多电脑画面处理技术将实景中出现的现代痕迹抹去。 服装和道具 电影中男人的服装都是专门做的，但是各类装饰物，包括玉珮、帽子上的玉片、戒指和扣子等都是真的古董。妇女们的服装，特别是康夫人的衣服，都是用古董和新材料缝合起来的。妇女们的头饰也都是古董，有的已经严重褪色，不得不重新镀金。有部分道具是根据历史记载重新复制的，像茶杯、毛笔和大算盘（根据博物馆所藏按比例复制）等。但基本上所有的装饰、瓷器和家具都是真正的古董。因为价值不菲，所以所有的物件每天都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有人看守。我很清楚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们容许我把它们纳入电影中来的信任是来自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用胶片记录真实的中国古代生活氛围。我细品那些瓷器的颜色和家具的木料，它们所展示的精良品质和高超技艺如今已不复存在。对我来说，和这些艺术品一起工作是很令我感动的事。 音乐 《白银帝国》的音乐一共有六个主题，并起用了三位作曲家：苏聪，长岗成贡和林海。苏聪曾经为贝尔托鲁奇导演的《末代皇帝》作曲，并因此获得了奥斯卡奖，他也是三位作曲家中使用传统中国乐器最多的一位。苏聪的乐曲被用于两位恋人成人后的爱情戏场面，也可以说是围绕着康夫人而作的。长岗成贡展现的则是宏大的哲理性的主题：家族、生意以及三爷本人的哲学观。林海谱写的是关于家族情感关系和战争场面的音乐。我将电影中的不同部分按照情感的需求，根据各作曲家的音乐风格，匹配给三位作曲家去创作。 动荡的年代 《白银帝国》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保守派和洋务派之间的文化内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以及辛亥革命均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生存的银行家们便成了这重大社会变革的殉葬品。 晋商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经常多方游历，所以他们都相对西化，甚至可以说很时尚。我在故事中融入了西方在华的影响，是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些银行家们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是很都市化的。以历史来看，辛亥革命本身也是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而义和团运动则很像当今世界中仍然普遍存在的极端主义运动，是反智和反西方的。这些动荡和八国联军入侵对银行家们有着直接的毁灭性打击。在中华民国建立后，新的纪元也迎来了新的财政系统。票号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有的选择了关闭，有的转变成了真正的银行。但他们却再也无法重现在清朝百年金融统治的辉煌了。 历史背景 根据历史事件改编的《白银帝国》讲述了一家票号的故事。票号可谓是中国现代银行的前身。正如在《白银帝国》中的商人一样，票号掌控着全国的金融命脉，同时垄断了汇兑，借贷以及储蓄管理等业务。在《白银帝国》中，这个虚构的商家反映了当时票号的状况：他们在全中国以及包括俄罗斯、蒙古和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都拥有大量的分号。 山西省被斯特林“西格威福在他所著的《宋家王朝》一书中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晋商以他们的博学以及高效率的商业体系闻名，这也使他们在明清两代能够在财政上挑战朝廷。 正如今日的华尔街控制着美国金融系统一样，票号也掌控了当时中国的金融世界。做为借贷的机构，票号的支柱是汇款业务。他们发明了一套有安全密码的汇兑（类似于现代银行所出的现金支票）系统，使得商家和朝廷可以不用运送大量的银子也达到交易的目的。 分红制也始于晋商的发明。投资者和经营者从起始就一同拥有股份，这种做法在当时很独特，也保证了管理层的连贯性以及员工的忠诚度。员工们都会努力工作，争取获得股权，就像现在资浅的律师争取在事务所中升级成合伙人一样。 所有的票号都是总经理中心制。投资人不得干涉银行的运营和业务。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都不得踏入银行一步。这保证了体系内高水平的职业素养，也避免了家族企业中常见的裙带关系。 　 此描写中国山西晋商的电影也是台湾影评人焦雄屏的首部监制作品，根据焦雄屏说法，她拍摄该影片的其中一个目的是扭转近代中国对商人的偏颇感想。《白银帝国》亦是中台两地区少见的高制作成本的商业电影，光是郭台铭所属鸿海集团就对该片投资1000万美金。 ·本片曾获得第1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第5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受邀影片、2009年电影频道传媒大奖白银帝国北京见面会照片、最受媒体关注导演奖、第29届夏威夷电影节最佳电影奖（The Haleukulani Golden Orchid Award for Narrative Feature was awarded to “Empire of Silver,”directed by Yao Shuhua.） ·电影内容改编至自作家成一的小说《白银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