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这是历史上第一部获准进入北京紫禁城实景拍摄的电影，以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所写的《紫禁城的黄昏》为原始架构，参考了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及其它相关著作，创造出一部偏西方视角、但制作认真的传记电影。由意大利扬科电影公司、英国道奥电影公司、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联合摄制。中国背景、中国故事、中国人物，混杂了西方人的观念与技法。影片以一个特殊人物一生的传奇经历，反映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影片的摄影和服装等尤为气派，溥仪的人物塑造回避了脸谱化的窠臼。 　　《末代皇帝》所诠释的溥仪，不单纯是一个皇帝的历史，而是一个作为皇帝的人的故事。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向来严肃谨慎的中国人认为“讲故事和历史完全是两回事，细节的处理应当尊重历史的真实。”贝托鲁奇版《末代皇帝》可能和“史实”和“传说”都无关，他眼中的溥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无法摆脱被囚禁命运的生命个体，成份复杂、面目模糊的一个可以和观众进行心灵沟通的人。 　　本片的编导从人性角度出发，表现了溥仪如何从一个普通入变为“神”，又从“神”变为人的故事。一系列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作为溥仪的生活环境得到表现。影片的艺术技巧娴熟，人物的内心的矛盾和孤独、对人情的渴求、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以及接受改造时的痛苦思想斗争，都得到深入的展示。本片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结构上，影片采用的是现实与回忆交叉的手法，保持了扣人心弦的戏剧悬念。与人物心理相合的色调和布景，优美的画面构图给人以审美的享受。影片的成功，是各国创作人员密切合作的结果。本片获得1987年第60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改编剧本奖、最佳服装奖、最佳作曲奖、最佳剪辑奖、最佳音响效果奖、最佳摄影奖和最佳美工奖。 导演 　　当意大利人贝托鲁奇以纯粹的西方人的眼光关注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故事，他会有什么不同的发现呢？ 贝托鲁奇在接受法国《首映》杂志记者采访时曾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这些人物虽是可憎的，但他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并不谅解他，可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所以，任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 　　1972年当贝托鲁奇筹拍他那部惊世骇俗之作《巴黎最后的探戈》时，他的同胞也是师辈的安东尼奥尼正在处于“文革”时期的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的安东尼奥尼遭遇了中国境内声势浩大的批判。当时贝托鲁奇声援安东尼奥尼，认为“这部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记录片《中国》是真正关于中国人的电影。”那场风波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文化的碰撞，而是当时极左思潮和西方现代思想之间发生的冲突。十多年后，当贝托鲁奇带着150名中国人，100名意大利人和20名英国人的摄制组来到真实的中国，他在“历史”与“故事”之间，首先选择了“故事”。 演员 　　溥仪——尊龙 尊龙10岁进入香港京剧名伶粉菊花的春秋戏剧学院(著名的香港影星萧芳芳和陈宝珠就是师出粉菊花)，1969年到美国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涉足美国舞台剧之后，出演电影《龙年》让尊龙建立了国际影响度。据尊龙的助理说，当年贝托鲁奇在面试男主角时，尊龙是第一个，而且贝氏也的确是一眼就相中了气质独特的他，但是贝氏不相信这个男一号会来得这么容易，所以又在美国以及亚洲地区寻找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尊龙身上。 婉蓉——陈冲 陈冲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以《小花》迷倒无数观众，初出茅庐的她轻而易举地捧走了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第一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在《小花》之后，陈冲又相继主演了凡响平平的《海外赤子》和颇有争议的《苏醒》，此后便留学美国寻找她的艺术梦。比起后来居上的邬君梅，陈冲初到美国时发展并不顺利，1987年出演《末代皇帝》是一个翻身的机会。 文绣——邬君梅 这部影片对于饰演王妃文绣的邬君梅来说是个通向美国的机遇。1984年上影厂拍摄由黄蜀芹执导的影片《青春万岁》，还在上中学的邬君梅首次参演，那一年她16岁。在《末代皇帝》中演技还显青涩的她当时片酬只有600元人民币。但是拍摄此片后就赴美留学，后来星途坦荡，曾在华裔女导演王颖、英国导演格林纳威的影片中担任女主角。 花絮 这是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许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故事片，也是1949年以来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合作的关于中国的西方电影。第一部在获准在紫禁城内拍摄的西方电影是Lucy Jarvis1973年为NBC公司拍摄的纪录片《紫禁城》。 溥仪的长兄溥杰和帮助溥仪完成自传的李文达都被聘为本片顾问。 剧组还采访了一些跟溥仪有关的人，包括他的妻子、监狱长、男仆都给与了本片一些意见。 影片一共使用了1万9千名临时演员。 片中出现的喇嘛是禁止被女人碰的，所以剧组特地为他们聘请了男性服装助理来协助他们穿衣。 为了制作朝廷上人们的假发，发型师Giancarlo di Leonardis使用了2200磅头发。为了登基那场戏，他的工作人员花了10天培训了50名中国员工，使他们能在两小时之内搞定2000名临时演员的假发和辫子。 剧组聘请了一名意大利厨师为摄制组的外国成员做饭。他一共带来了2万2千瓶意大利矿泉水，450磅意大利咖啡，250加仑橄榄油和4500磅面粉。 片场的管理非常严格，饰演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的彼得·奥图(Peter O'Toole)有一次因为忘带通行证而被剧组拒之门外。 为了饰演旗人，2000名士兵剃了光头。长官劝说他们这显示了与意大利和英国间的国际友谊，并给每名士兵发放了3.5美元的奖金。 影片使用了1100名学生来饰演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导演贝托鲁奇花了很多长时间来给他们灌输愤怒的情绪，因为这些孩子们都体会不到文革中的那种情感。 贝托鲁奇当时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两个拍摄计划，另一个是安德烈·马尔罗(Andr Malraux)的小说《人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中国政府同意了本片的拍摄，并对内容没有作任何限制。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为本片提供了他们的摄影棚和大量的临时演员，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本片的国内发行权。 建于15世纪的面积广阔的紫禁城有着高而厚重城墙，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绝佳的隔音效果，尽管当时中国的摄制组成员还不太习惯同期录音。 由于不允许机动车辆进入，连彼得·奥图都只能用自行车作为工具出入片场。 这是第一部被美国电影协会MPAA评为PG-13级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Jeremy Thomas)单枪匹马地为影片筹得了2500万美元资金。 影片拍摄期间恰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但是摄制组得到了政府的优先权，使得女王无法参观紫禁城。 影片中扮演长官的英若诚当时是中国文化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