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相关题材的电影纷纷出现，而《红樱桃》是少数记录二战欧洲战场中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影片。该片投资高达2700万元，却在公映当年创下了5000万元票房纪录。
影片外景地为俄罗斯，为该片提供了“原汁原味的异国情调”，深深吸引了一批对前苏联革命历史有着难以名状的怀旧“情结”的中年观众。该片获第十九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叶大鹰)和最佳女主角奖(郭柯宇)。 《红樱桃》4000万票房背后的“秘诀”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业多少有些落寞和黯淡，特别是电影的票房。但到了1995年，对中国电影来说似乎充满了好莱坞戏剧化的色彩。就在人们似乎对国产电影愈加失望之际，它却突然迸发了夺目的光芒，《红樱桃》、《阳光灿烂的日子》、《红粉》等影片创造的票房甚至超过了几部“进口大片”，尤其以《红樱桃》为最，以其高成本高回报的营销策略创造了四千万元的票房纪录。
革命后代与“红色情结”
围绕《红樱桃》的出世，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它所出现的时间以及它所涉及的时代背景。199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相关题材的电影纷纷出现，《红樱桃》走的却是另一条路线，它并不直指战争，也并非如影片《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直接触及本土的遭遇与反击，而是将故事的情境转移到了俄罗斯，而它讲述的又并非是一个“异国”的战争故事，而是中国的“烈士后代、革命前辈的故事”。 影片在当年宣传的时候就曾提到“朱德女儿朱敏，俄语名赤英（红色英雄之意），14岁进入前苏联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为影片中‘楚楚’的原型”。编导人员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曾和朱敏沟通过，并解释剧本的主要内容是真实的，也会有艺术加工的地方，比如纳粹标记的文身为虚构部分，朱敏表示同意。 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影片的导演叶大鹰，当年在宣传《红樱桃》这部影片时不少媒体都提到该片导演叶大鹰是叶挺将军的孙子，他的父亲叶正明是叶挺将军的第二个儿子。这个身份的证明无疑为影片赋予了正统与主流的“质量验证”。对于是否因为自己的家庭身份而具有“红色情结”，叶大鹰则认为“这是媒体的说法，自己并没有刻意这么做，也许是一种巧合，用这个时代的感情去体会过去的人物和事情，会感觉特别有魅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也欣赏，但我希望拍的是另一种电影，它和人物有关，与今天的观众贴近。” 
包装：商业电影的成功个案
1988年叶大鹰根据王朔小说《橡皮人》改编成影片《大喘气》，那时他刚从电影学院进修班毕业两年，按照“实验电影”的路子表达自己想说的话和所要发泄的情绪，记者采访他时他曾提到“当年比较愿意走极端，包含了相当程度上的玩闹情绪，是由青年渐入中年的一种宣泄。到了1995年我拍《红樱桃》的时候就走向成熟了，拍片子更加规范化也更加商业化，要兼顾各方面投资者的利益，还要理解受众群。”
“成熟”的《红樱桃》在某种意义上说，参透了商业电影的构造和秘诀，使得类似“原则”恰到好处地“落实”到这样一部主流影片当中。电影学者戴锦华曾分析“影片将故事场景移到异国，于是成功回避了本土情境中‘常识’的混乱，它选取了一个全球公认的恶魔———纳粹来充当故事的‘反一号’，纳粹形象的出现，有效地吸收了影片中暴力、色情呈现的不轨与非道德；相反成了一份充满正义感、乃至‘终极关怀’的崇高。”正因为影片外景地为俄罗斯，为影片提供了“原汁原味的异国情调”，所以在有意无意间吸引了它的特殊观众群：中年知识分子群。因为他们有着对前苏联及革命历史难以名状的怀旧“情结”。 叶大鹰在谈到对影片的“包装”时表示“作品当然需要包装，这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也是对投资人的保证。 但在创作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一种真诚的态度，商业效应在这个过程中被忘却了，影片上映时这个元素又会再度显现，所以商业和艺术的矛盾是电影共同面对的问题，总强调两者的对立，就是回避自己的能力。“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形式是，与电影《红樱桃》同时套拍的还有电视剧《血色童心》，导演同为叶大鹰，梅婷和陆毅的青春面孔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红樱桃》与《血色童心》的”电影“”电视剧“套拍方式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红樱桃》外景地全部设在莫斯科。1992年开机，拍摄了序幕部分后，耗资达到2700 万人民币，由于剩余资金还没有落实，只得暂时停拍。直至1995年资金到位才又续拍。导演叶大鹰又在重新物色男女主角，在杭州找到了徐啸力来顶替，郭柯宇继续担任女主角。《红樱桃》是中国第一部全镜头都在国外拍摄的电影，外景地选在莫斯科附近，那里的冬天特别寒冷。气温经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郭柯宇身披麻袋被抛在冰天雪地，冻得难以忍受，有时泡在冰水里双腿都冻僵了，还要栽在河里，郭柯宇不惧寒冷坚持拍完每一组镜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