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 Virtue
【一个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喜剧故事】 水性杨花改编自由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所创作的同名戏剧，于2008年2月末开拍，仅用了7周的时间就完成了主要的拍摄工作。整部影片全部是在英国实地拍摄，有很多场景都是在富丽堂皇的豪华古宅里完成的。 让我们回到1924年，那个时候的诺埃尔·考沃德虽然只有25岁，却已经完成了一部名叫水性杨花的舞台剧的剧本，而且还在戏剧界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并于1928年被拍成了一部同名的无声电影，由与考沃德同年、当时同样很年轻的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担任的导演。 后来，为了纪念诺埃尔·考沃德的百年诞辰，在英国的奇切斯特举办的舞台剧巡演期间，一个在当时非常有名且众所周知的剧评里是这么说的：“水性杨花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最为绝妙且有纪念意义的记忆，提醒着大家永远地记住考沃德从上流社会中寻找戏剧冲突的能力，而这也是他在戏剧界普遍被人所接受并赞美的。” 原版舞台剧算是对上世纪20年代初期所流行的伪善的一次最为猛烈的抨击，而整个故事的风格采用的则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特色标准--由于战争的洗礼而变得陈旧过时，彻底地摧毁了那些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人的生活，并最终演变成一次对性压抑、罪行以及复仇的心理上的研究，这一切都源于古老的习俗正因为爵士乐时代的与时俱进而被彻底地粉碎……影片的制片人之一约瑟夫·艾布拉姆斯(Joseph Abrams)说：“自从我有幸看了1974年版本的舞台剧私生活(Private Lives)之后--当时的导演是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就彻底地爱上了诺埃尔·考沃德这位剧作家，而且他一直就以灌输给私生活、爱情无计(Design for Living)和花粉症(Hay Fever)这样的作品错综复杂的智慧线索而闻名于戏剧界。正是考沃德生动、活泼、极具戏剧冲突的写作方式，才会让他手中的故事成为那些赢得了很多奖项的电影改编作品乱世春秋(Cavalcade)、效忠祖国(In Which We Serve)和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的原动力。所以，这部同样由考沃德所创作的水性杨花是如此地吸引我，能够得到它的电影改编权，简直就是美梦成真的幸运。” 虽然水性杨花之前在大银幕上已经出现过一个默片的版本，但是却没有办法通过对话来展示诺埃尔·考沃德在这个故事中所运用的引以为傲的语言魅力，约瑟夫·艾布拉姆斯继续说：“我想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原著影片的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才会将侧重点转移到英国上世纪20年代特有的新老两个世界所产生的社会冲突之上。如今重新改编水性杨花，需要面对的挑战和机会自然要比以前多得多，不仅要保留住原版无声电影的特色，同时还要把考沃德为这部作品所凝聚的灵魂以喜剧的形式展示出来。至于我找到另外一位制片人巴纳比·汤普森(Barnaby Thompson)和我一起制作这部影片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制片行业积累起来的名声和成绩，而且我很高兴能够与他共同分享我对这部影片的热情，希望可以将它介绍给更多的现代观众。”汤普森则认为：“这个故事本身就具备着非常吸引人的元素，而且我相信里面所蕴含的思想都是普遍存在并能被大众所理解的。影片讲述的是一个遇到了漂亮女人的男人，他们相爱并结了婚，然后他带着她回家拜见父母……发展到这里，一切仍然以你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状态在进行着，然而婆婆却发现自己实在是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她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拆散他们--要知道，身为女人，都有成为别人的儿媳妇的那一天。” 诺埃尔·考沃德所创作的原版故事的时代氛围是非常地深厚的，所以如何让它被现代观众所接受，就成了两位制片人在改编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巴纳比·汤普森决定招募编剧二人组斯蒂芬·埃利奥特(Stephan Elliott)和谢里丹·乔宾斯(Sheridan Jobbins)来为影片创作剧本，他表示：“在原版舞台剧当中，考沃德倾向于让演员的表演尽量显得意志力坚强，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这也是他所创造的所有喜剧遵从的共有的天性。所以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就必须确认自己真的对里面出现的人物产生兴趣，想要一探究竟，然后进行彻底地翻新，赋予它一些现代感。这部作品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在里面建造出一种情感起伏的分布图，这样你才能有效地了解到故事一开始所有的乐趣和具有讽刺效应的评论到底所为何来……如果这个戏剧出身的故事最终能够成功地被搬上大银幕上，它无疑会成为凝聚了考沃德以及埃利奥特、乔宾斯三个人的能力的智慧结晶。” 【离开多年之后的回归】 对于适合执导水性杨花的电影人的选择，制片人巴纳比·汤普森也有着属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说：“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斯蒂芬·埃利奥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导演人选，不过他不碰摄像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也使得他赋予这部影片的是一种‘初学者’才会有的热情和决心，然后再结合进他之前成功地执导过几部电影作品的事实，对于他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拿导筒的机会……其实我一直都喜欢埃利奥特的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而且当我开始为这部影片寻觅合适的掌舵人的时候，我的要求真的很简单，只是希望这个人能为水性杨花注入一种傲慢无礼的情感，然后埃利奥特的名字就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了--他为影片带来的是非常具有趣味性且有感染力的灵魂，在片场，埃利奥特也拥有着足够的号召力，让所有参与进来的人凝结成一股强大的能量，保证拍摄期间每一个人都能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这一切都证明了他是多么地适合这部影片。” 2004年的时候，斯蒂芬·埃利奥特在法国的一个著名的山区里滑雪的时候摔坏了背部、骨盆和腿，这也导致他休整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埃利奥特说：“那次事故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损失惨重，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我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这也给予了我很多时间去仔细地思考。其实之前我对电影工业已经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情绪，但是这次意外受伤却让我突然地开了窍，于是我开始尝试着思考巴纳比·汤普森传达给我的这个改编戏剧名人诺埃尔·考沃德的作品的可能性，而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他想要制作这部影片呢？’要知道我对这种非常有历史特色的时代电影真的是不太感冒，在此之前，我甚至不敢想象自己的一生中真的有机会制作一部这样的影片。但是，当汤普森明白地告诉我他把这部改编作品拿给我的原因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提议，然后思考这里到底有几分可行性--整个故事展示出来的是最低限度的反叛感，尤其是对拉莉塔这样的现代美国女性而言，看着她在一个过于保守的英国家庭努力地寻求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一点一点被逼疯……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对这个故事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兴趣，甚至已经在以一个编剧的身份审视它，我想，也许我真的可以在制作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找到以前不曾有过的乐趣，而且我拥有的是真正的创作自由，只除了一点，那就是几位制片人都不允许我给男性角色穿上裙子，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包括巴纳比·汤普森在内的几位制片人，他们的终极目的显然不只想要制作一部历史电影，斯蒂芬·埃利奥特说：“我们想为现代观众拍摄一部现代化的电影作品，所以我们赋予整个故事的是一种真正同时代的电影语言，然后再让演员们感染上诺埃尔·考沃德作品中特有的情感模式，我不得不要求他们以正常的方式和我说话，因为只有这样最终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一种共同的语态。在挑选音乐的时候，我们也陷入了彻底的癫狂状态，而且我们还制作出了许多非常逼真的数码特效，这些在历史电影中都是不常见的。” 说起和斯蒂芬·埃利奥特共同创作剧本的经历，另外一位编剧谢里丹·乔宾斯表示：“埃利奥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喜欢恶作剧、愚弄别人，而且还显得有点狡猾……如果说诺埃尔·考沃德是智慧的代名词，埃利奥特所拥有的幽默感就要更加地广泛一些了--我从我们为了剧本进行的第一次谈话中就发现了这一点。原版的舞台剧剧本属于那种情节剧，并非是考沃德传统意义上的喜剧模式，所以我们讨论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如何找到一个方式将它转变成喜剧，同时还要避免为它加诸过于繁重的啰嗦的叙事风格，就好像埃利奥特一直说的那样，‘智慧是一种情趣，不是调味品。’这一切最终决定了我们的剧本的风格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