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夜车》那个阶段,我能遇到文晏,让她帮我找到钱,现在挺感激的,因为没有《夜车》也不可能有《白日焰火》。(刁亦男 评)[1][1]
文晏熟稔欧洲艺术电影的语汇,有意识地选用这样一个倔强而粗砺的少女形象,让她以执拗、坚持甚至有些硬邦邦的性格去回应这个社会的推搡和冲撞。镜头语言中多次出现孩子对成人世界的观察性视点,相对于画外空间成人世界里的崩溃、焦虑和争吵,孩子的眼光却显得冷静而陌生。社会不缺少愤怒,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成为艺术,主要依靠导演成熟而冷静的表达。(《当代电影》 评)[2][2]
轻声细语、举止端庄是文晏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听者需要从也许、可能、好像等虚词中打捞真知灼见。但思考的结晶并未因她骨子里的低调和平静而打折扣。(《参考消息》 评)[3][3]
常征和文晏这些人到中年的电影人,把目光更多投向了现实主义题材,扛起电影创作者的社会担当,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幸运。或许正如文晏在解读《嘉年华》片名时所说,“我们身处一个嘉年华似的娱乐年代,但喧嚣之下,总有那么一群人,用更冷静的思考和更艺术的表达,不断提醒着中国电影的责任感。”(人民网 评)[4][4]
当时她素颜现身,没有很多导演身上的装范儿,也不是那种满腹牢骚的独立电影人,她真诚且淡然地谈着她对电影看法。事隔半年后,文晏担任制片的《白日焰火》享誉国内外,然而“文晏”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至今仍旧陌生。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不抓住机会把自己炒红,她只是笑着说“还是好好做我喜欢做的电影吧”!依旧是那么真诚且从容。(《电影新动力》 评)[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