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市场》尹济均：负面评价为电影带来帮助

《国际市场》工作人员合影

谈电影：我只是一介商业片导演

    记者：那再问一个有点大言不惭的问题吧？您对于“电影可以改变世界”这句话有何感想？

    尹济均：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但这样的电影并不是我的意向所在，我不是什么政治人物，只是一介商业电影导演。我想做的是把有趣的故事加工制作出来，然后给观众带去愉悦。而去教诲大众，那对我来说，是背离了我胶卷的任务。

    记者：《国际市场》整部电影主要是以兴南撤退，派独矿夫，越南战争和寻找离散家属等四个序列构成的。

    尹济均：这次拍《国际市场》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定下这四个时期。首先描述韩国现代史背景的故事时，“6.25战争”肯定是不可回避的部分，虽然没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但能够对“6.25”进行一个整理的事件我认为就是“寻找离散家属”。另外是“派独矿夫”，这个是在韩国历史上尤为重要的一段，当时派独矿夫和看护士给国内寄来的收入，达到了GDP的2%，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记者：近日围绕《国际市场》所展开的论证虽然也有点矫枉过正之嫌，但许志雄所言“不负责任的大人”却并非是毫无道理的话，尤其是近几年来世代之间的隔阂与分歧越发明显了。

    尹济均：实话说，“没责任的大人”具体是指谁我自己都不太清楚。但就《国际市场》来说，它是从我的父亲为出发点的作品。或者确切的说，我的父亲的确未能为整个家族尽责到最后，退休之后光是吃饭就把钱已经花光了，所以别说从他那里继承遗产，反而背了一身债务。也许从结果看来，这是一种无责任感，但我依然觉得感激。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没有负责到最后他一直在这个过程里陪伴着我们，守护着我们。

    也因为如此，我依然对他怀抱着尊敬，爱戴与思念。我的父亲是这样，而德秀所代表着的我们的父辈正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也许有少数不负责任的大人们所做的事情确实对这个世界造成了伤害，但那是少数人，为何要迁怒于像德秀这样平凡的父亲呢？所以，老实说，我不太理解这一点。

谈比较：和梁于锡导演以心传心

    记者：之前您上了孙石熙的《新闻直播室》时，有被问及《国际市场》与《辩护人》比较的问题，当时似乎有点慌乱，而您私下据说也是和梁宇锡导演有交情的。

    尹济均：因为是突如其来的提问所以有点不知所措了。梁宇锡导演和我很亲，算是学校同门，可以说是以心传心的交情。《辩护人》刚上映那会儿，他的心情大概也和我有类似之处吧。

    记者：之前您说这次找了很多回帖和留言来看，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留言？

    尹济均：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大概是说“这个真的是尹济均拍的电影吗？”说实话，观众评分超过9分的情况在我作品里是第一次见到（目前各大门户网站都是超过九分），所以这和专家评分相比，对我来说确实是更珍贵的，感动得要流泪了。

    记者：最近还听说在釜山出现了以《国际市场》拍摄地为观光景点的旅游开发。

    尹济均：作为导演也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能对我深爱的故乡带来一点宣传，哪怕微小也觉得很有意义。另外特别想传达一件事，现在常去德秀开的小店门口拍照的朋友们，如果能逛逛小店，哪怕买一两件东西也好，希望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帮助的小店子，不只是被人山人海包围，还能真的兴旺起来就好了。

    记者：父性题材似乎很受导演们的亲睐，尹忠彬导演此前拍摄的《与犯罪的战争：坏家伙们的全盛时代》，之后还有李海俊导演的《我的独裁者》，包括您这次的作品，似乎大家对父亲这个词怀有很深的感触与羁绊，每个导演似乎都出于某种原因想要做这个题材。

    尹济均：我同意这个看法。拍片的理由因导演各异，也许有的人是带着爱与怀念，有的人是爱憎相加，我属于前者。我觉得自己是受到了很多关爱的孩子，父亲的性格就和《国际市场》里的德秀如出一辙，耿直，血气方刚，和周围的人经常会吵起来，前后理不通，但对我一次都没有责备过。不是嘴上这么说，学生时代我确实是个模范生，成绩很不错，初中是全校第一，高中也是。（笑）

    记者：《国际市场》里的二儿子是首尔大学出身。

    尹济均：没错，是的。德秀的弟弟盛圭和我很相像（笑）。想起父亲的时候会想不起得到关爱的瞬间，也因此没能把“我爱你”说出口。带着那样的遗憾之情，想通过这部作品向父亲传递爱。

    记者：以前您曾在采访里也说过“商业性方面很有自信感，但对于作品性仍有忧虑的情结”这样的话。

    尹济均：不是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吗？我为了能够准确认识自己还是做出了不小的努力。追求作品性本身与我不太相符。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得到电影达人，评论家，专家们的掌声，能够在追求商业性的同时提升作品性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努力方向。但是并不是不去做，而是做不到啊。其实现在我也在持续不断的努力着，《国际市场》倒也是带着这种心情在完成的。

    记者：用情结这个词倒真的是十分坦率的说法，所以当时对您的话印象颇深。

    尹济均：那么作品性出色的导演们在票房上不理想的时候，也会对商业性怀有某种情结不是吗？幸运的是，比起评论家们的称赞，我的电影能得到观众们的喜爱，这让我感觉其实是更幸福的事。

谈争议：民主化不该只存在于电影里

    记者：引入标准劳工合约书事件也是不得不说的话题，《国际市场》算是首次在制作拍摄过程里未工作人员提供标准劳工合同的电影，其中包括四大保险，不超过12小时拍摄时间，以及加班补助等等条款，在忠武路拍电影，不成文的规定是，不到导演满意工作人员就不能休息，在这种前提下引入标准劳工合同，会遇到什么困难吗？或者说，明知道会有困难，又是怎样推进这一事宜的呢？

    尹济均：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好事啊，导演也需要休息啊。这次引入了标准劳工合同之后，产生了“电影大概是可以从事一辈子的职业了”的想法。以前有过48小时不眠不休拍摄的经历，那时候觉得“电影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而且榨取电影人们的热情，不断剥夺工作人员的权利，给大家施压，这种事情在忠武路却是经常发生，我觉得那实在太糟糕了，拍电影拍得让自己越来越感受不到幸福感，不应该啊。

    记者：不过对于标准劳工合同书的实效性不少圈内工作人员依然产生了质疑，拿还未开拍的某部电影来说，不顾标准劳工合同，但实际操作时，还是用以往既存的方式在弄，许多工作人员得到的薪水还不如过去呢。这样看来虽然是有了标准劳工合同制的存在，但每个人的标准依然很不同，《国际市场》的现场算是很好的遵守并执行了这一制度。

    尹济均：说实话，这也是我对于《国际市场》这次拍摄最引以为豪的事，有人说为什么这部电影里没有体现民主化的精神，但我想说这部电影的现场，是比我们国家电影制作历史上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具有民主化色彩的拍摄现场。不是光嘴上说民主化民主化就够了，真的要引入民主化的方法啊。标准劳工合同书的引入，虽然让制作费增加了2-3亿韩元，但投资方稍微给我们一些体谅，和我们一起分担压力的话，可以让更多工作人员在人性化的环境里工作，拍出更有质感的作品，这不正是民主化的体现吗？

    记者：《国际市场》是以德秀（黄政民饰）人生所经历的四个重要时期为节点刻画的电影，如果以您个人的人生经历为蓝本描写的话，会是哪几个时期最值得言说？

    尹济均：最值得言说的，应该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吧。第一个转折点是父亲去世的时候，大概刚步入20代时父亲就去世了。其实那会儿不正是最花钱，想做的事最多的时候吗？但我20代就是一边上大学一边打工，赚学费，赚生活费，每天奔波忙碌，所以有人要问我愿不愿意回到20岁，我真的是不想再回去，那段岁月太黑暗。然后是，10代吧，10代的时候一家人过着平凡的生活，无忧无虑，所以人生第一次危机的到来便是20岁之后。第三个时期应该是当导演出道的时候吧。这五年，我也走在了我“未生”的旅途上，一直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导演。

    记者：真的只是幸运而已吗？

    尹济均：其实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在单人房里写剧本，一年之间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后来终于通过了《头师傅一体》完成了导演出道，那之后的生活和之前相比仿佛天堂和地狱。然后也经历了浮沉，经历了低谷。

    记者：低谷的话，是指《深海之战》吗？

    尹济均：《深海之战》是一个低谷，《浪漫刺客》也是，我从影15年年拍摄和参与制作的16部作品里有三部是没能过损益分歧点的，还包括《秘密》，不过秘密没有大赔，是离损益分歧点还有一点距离。

    记者：16部作品里只赔了三部，已经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成绩了。

    尹济均：但每次败也是败得很惨烈的，受到很多人的非难，钱赔得也很多呀。20代的时候是肉体上的辛苦，30代时是精神上的辛苦。然后现在到了《国际市场》，哈哈。其实《海云台》对我也是意义重大的一部作品，但是《国际市场》的感觉更复杂微妙。第一个拿到“双千万”的导演，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也受到了很大的争议。未生之旅仍在继续，现在的我是满怀感激和幸福之感，像现在这样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访问，在两周前我是想都不敢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