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凖的北影缘

  李凖为北影厂写了四个电影剧本，60年代的《耕云播雨》、《龙马精神》到“文革”后的《大河奔流》、《双雄会》，并都搬上了银幕。李凖和北影的成功合作，表明他和北影是很有缘分的，李凖与我也是很有缘分的。

  早在50年代，我就认识了李凖，李凖告诉我，他写作的恩师是著名作家邵荃麟，而真正引导他写电影剧本的是上海电影厂的导演沈浮。当时电影界有“南徐北汪”的说法，也就是说，在电影界南方有上影厂厂长徐桑楚，北方有北影厂厂长汪洋。李凖是我们两人共同的好朋友，他为这两个厂连写带改共搞了近二十个电影剧本，他在电影界可以称为多产作家。

  起初，李凖与我的接触还是在开文代会、电影会议或一些文艺界集会期间。我大嗓门能侃，李凖能写，加之我们两人性格也十分相似，都是直爽、开朗、豪放，所以相处起来无拘无束。

  我爱交朋友，也爱美食，李凖每次到北影都要和我一起吃饭，他开玩笑说：“这吃可是跟汪洋学会的。”闲暇之时，我总会找各种名目拉着几位朋友去吃饭，比如研究剧本呀，给某人接风呀，给某人送行呀，什么理由都可以去吃一顿。当时，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几位摄影大师、导演大帅等等，李凖不知何时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很多灵感与火花就是在餐桌上边吃边聊产生的。李凖常用“坐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来形容当时的景象。

  李凖为上海电影厂写的《老兵新传》上演后，在社会上反应很好，除了崔嵬演的好，和剧本好也非常有关系。在那以后，我常常抱怨说：“我和他那么熟，怎么没想到让他给我们厂写个本子呀！”

  有一天，我在一个会上又见到李凖，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上来就大声问他：“你什么时候给北影厂写本子呀？”

  李凖毫不推托，问道：“你想要哪方面的，农村的还是写人物传记的？”

  我说：“写你最熟悉的农村吧！”

  那时候正是“大跃进”时期，什么都讲一个快字，一个星期后，我真的拿到了李凖写的《耕云播雨》的剧本。一个星期，真的只用了一个星期，我都感到神了。看了本子后，我就更高兴了，觉得这个本子体裁新，有时代感。我当时就拍板决定拍这部片子，并很快就组成了摄制组，让刚演完《红旗谱》的女演员俞平来演这个片子的女主角。

  50年代，在李凖的推荐下，他的很多作家朋友开始给北影厂写剧本，像孙谦从50年代就不间断给北影厂写剧本。

  李凖一辈子都在写工农兵，因为他熟悉这些人，所以写得生动。他常常到我们家里讨论剧本，我俩都爱吸烟，总是边讨论边喷云吐雾，不多时，客厅里就烟气弥漫了。每当谈到激动处，我们俩的音量都不由自主地放大了，在外人听来像是争吵，然而，家里人却早已对这样的场面习以为常了。

  李凖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而且写剧本的技巧把握得特别好，他和我坐在一起聊天时常说：“我早就应该和北影厂合作，在这里我心里痛快，你是个肩宽能识货的人，有你和田方这对黄金搭档，谁都愿意在你们门下工作。”

  1963年李凖又给北影写了《龙马精神》，这是根据他的话剧《槽头兴旺》改编的。当时北影厂已经开始整风，本来这部片子是由谢添来执导，可是在那个时代，要讲出身，讲成分，后来换为石一夫导演。开始李凖这个本子是要表现公与私之间的矛盾，可是，当时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么片子里就必须加上阶级斗争的内容。在那个年代，作为北影厂的厂长，在指导艺术创作，把握作品方向时，我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举步维艰，所以每次讨论剧本，明知这个本子好，不可放弃，又要劝说李凖加上一些阶级斗争的内容，还要力求真实可信，观众爱看，真的是非常难的。

  李凖很违心地对剧本做了五次修改，剧本才通过。李凖在对我们回忆这段时光时说：“当时唯一使我快乐的是演员陈裕德，在讨论剧本时，陈裕德总是像一颗’开心果’一样把大家逗的很开心，缓解了很多紧张气氛。”

  记得看样片时，李凖总是埋怨我：“你让我改的这个片子现在已经不伦不类了，和舞台剧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也是没有办法，没有阶级斗争的内容，拍得再好影片也通不过。但是不管怎样，我俩对几位演员非常满意，这个戏把喜剧演员陈裕德推出来了。

  公演后，观众看到这么有农村生活气息的影片，反应相当不错。当时的市委领导林默涵说：“这是个好戏。”可是江青看完以后说：“李凖就会写中间人物。”就这样“文革”期间李凖因为江青这句话也被揪了出来。李凖很不服气，一次，在周总理接见文艺工作者时，李凖曾委屈地问总理：“我三十六岁就开始写工农兵，我是什么反动权威呀！”总理幽默地说：“现在连炊事员都是反动权威，把问题想开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