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声音:文艺委员关注电影市场 畅谈德艺观

时间:2017.03.06 来源:1905电影网 作者:大陆

成龙一亮相即备受关注


1905电影网讯 2017两会隆重开幕,成龙、陈凯歌张国立宋丹丹濮存昕巩汉林文艺界两会代表纷纷发表了自己提案,针对政治立场的高度性、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可行性、电影市场的前瞻性、票房数据的真实性、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传统文化的继承性、甚至包括环境治理的操作性等等,多位委员表达了或积极鼓劲或严肃犀利的观点,以不同的专业和角度,审视和引领中国文化事业值得共同期待的未来。


成龙(著名男演员、导演):好莱坞的竞争是好事 加强环保公益投资



谈进口片份额增加。


当有记者问到关于好莱坞电影份额的不断增加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时,成龙谈了自己的感受:“是的,压力肯定会有,但这也激励着我们更努力的拍更好的电影和他们抗衡,如果只是关起门不让国外的作品进来,中国电影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票房成绩。而且国外的电影技术和科技都比我们先进,我们应该向别人学习。”


谈讲好中国故事。


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成龙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认为一味迎合好莱坞市场并不能拍出成功的中国电影。正是因为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拍适合自己的功夫喜剧,才最终得到了奥斯卡和世界市场的认可,成为了“中国电影名片”。用成龙的话说就是:“如果你坚持做东西,不管有没有人看到。只要你用心去做,有一天一定会有人赏识你的。”


成龙同时还提到不断壮大的中国电影市场给了他坚强的后盾支持:“不是我牛,是中国市场让我牛!只要我们用心做,有14亿人做背景,只要努力就会更好地走出去,有更多外国人来找我们合作。”


谈环保专利。


成龙大哥向大家汇报了自己这些年在环保事业上做的工作。其中有成龙自己投资的环保专利项目,包括了“签名水瓶”以及空气清新机等等。


成龙大哥表示:“我参加过很多活动,见过无数的没有被处理的矿泉水瓶,有时参加一些会议,看到很多水瓶只喝了一口就要被扔掉,我很心痛。所以我自己投资了项目,设计水瓶盖能够写下人名,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拿了专利。”同时大哥还表示自己十分关心雾霾问题:“我已经投资了有关雾霾问题的项目,请到了科学家制作了空气清新机,我不知道能不能大范围可行,但我想有机会拿过来跟大家分享,哪怕只是建言献策也好。这个科学家在我之前投资的消毒机项目中已经在国外拿过两个金奖。希望能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出一点点力。”


陈凯歌(著名电影导演):票房造假“非解决不可”,演员片酬问题“别上升到道德高度”



谈《电影产业促进法》要求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


“这四个字后头有内容,要求文艺工作者不能违法、不能吸毒、不能做违反社会公德的事,这是基本的要求。这些人在银幕上出现,都对社会有一定的责任,严格地说是应该自律,不应该给年轻人造成负面影响。馨是芳香,让一个人在艺术和品德两方面都芳香,确实很难也是很高的标准,但至少应该自律,”陈凯歌打趣道,“至少不应该臭吧。”


谈票房造假。


“电影法对票房注水采取惩罚性的措施特别重要。不然明明是这样一个数字,结果大幅度缩水。这首先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电影制作方面的损失。”他语气坚决地说,“要依靠国家、依靠社会公德一起努力,非解决不可。”


谈演员薪酬。


对于近日的片酬问题,陈凯歌有着非常理性的判断,“具体的事具体的说,要看整个制作的盘子,到底是什么样的预算。别把这事儿上升到道德高度,要看具体情况。”


谈电影产业。


陈凯歌:电影不是把人和事放在一个框框内,这事儿就成了。电影需要思想、艺术和技巧。我从事这个行业好多好多年了,到今天还在学习。如果把一个行业变成了金钱游戏场,要出现那种因个人享受乐趣而创作出来的精绝影片,就比较难了。当电影人成为产业的一部分,那就离马戏团不远了。所有创作者要问自己的问题是,能否坚持作为个体进行创作,但并不是说个体创作就不顾及观众了。这中间存在落差。


一个国家的电影要做强确实要过“工业关”,但别本末倒置,“工业关”不是电影的灵魂,品质才是。现在特别引以为傲的四万块银幕,就好像打了四万口铁锅,但是炒什么菜,这才是我们应该问自己的。我们不是造锅的,我们是炒菜的。现在出现的严重失衡的状态,硬件高超,比如imax、全景立体声都有了,但内容还是短板。


你就是个拍电影的,就应该潜心创作,沉到水底去,别老露面,这没用的。有用的是含辛茹苦、痛苦万分、纠结彷徨,最后出的那么一点作品,那才是值得追求的。我只能做品质电影,始终相信内容为王,这才是对观众最大的尊重。


谈电影受众。



陈凯歌:美国为什么能出一个塞林格,他能写出《麦田里的守望者》,并成为六、七十年代美国年轻人反叛的圣经?电影真正的进步、多元条件的出现,取决于能否出现叛逆的年轻观众——我期待他们的出现。比如看了娱乐电影,会说哄谁呢,要看有个性的作品。在这个时刻到来以前,总得有人做点反潮流的事,因为观众不会自动改变。我不会去和别人做票房上的攀比。拍一个迎合、讨好、取悦的作品,对我来说就是逼良为娼。青楼一入深似海,何时才能从良?从不了了。


美国的观众平均年龄40岁,中国观众的平均年龄是21.5岁。我特别遗憾的是,25岁以上的人都到哪里去了。特别是人到40岁左右,应该是最有生活经验、最应该看电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们哪里去了。我也呼吁一下,他们也应该回到电影院,这样创作能更多元一些,而不是只给非常年轻的观众拍。


其实观众也要经历很多影片的淘洗,慢慢地,不论是从艺术品位,还是对电影本身的认知,都会发生变化,我对这个有期待。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什么是好,什么不够好,标准就立起来了。刚开始饿的时候,观众逮着什么吃什么,慢慢才会追求精细化。


谈“小鲜肉”。


陈凯歌:我觉得他们说得大致上没错。光吐槽没有用,其实宋丹丹讲到,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很重要。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在我的组里没有发生过大家谈到的这些情况。


我们(前辈艺术家)需要有一点反躬自问的能力。我们对创作的态度是否做到了能够让年轻演员受益,同时让他们感受到艺术原来是这么一件事,从而心向往之,而不是一味责备年轻演员。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进了一个单位,就有人来传帮带,主动教育,现在年轻演员没有这个条件。


我们作为前辈艺术家,表达自己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希望这些年轻演员真正进步,了解什么是演戏,为什么要演戏。人艺的墙上写着:“戏比天大”,就是说,演戏是有极大乐趣的,我们从事这个职业不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否则就不干这一行了。我们在提出善意、温和的建议的同时,也应该知道我们有什么责任。


张国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演员):别让孩子们远离母体文化,旗帜鲜明地反对港台分裂者到大陆挣钱


   

谈收视率作假


张国立解释说,因为目前中国仅有一家收视率监督监控平台,因此对一些人来说“就方便了”,导致出现收视率购买和作假的现象。更因为其中原因复杂,导致没有人能够把这些事情揭发出来,把大家一起赶上了黑道。


张国立还提到了近来大热的IP剧(记者注:指根据有一定数量粉丝的原创国产小说、游戏等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他表示,这就是资本的野蛮进入所造成的,“仔细想一想,这两年造成现象级的剧还是IP剧,留下来的后遗症就是到处打官司,原因包括了剧本作假、剽窃、抄袭还有数据作假等等。”


谈小鲜肉。


张国立还表示,许多“小鲜肉”拍戏被称为在拍表情包,时间短、拿钱多还有替身。“这个替身,跟成龙那会儿拍武打戏的替身还不一样”,他介绍,现在的替身,包括全景替身和背景替身,“只需拍他们的脸,剩下的都让替身拍。”“既然这样,你导演可以不用这样的演员啊!”张国立叹息,导演并没有不用这些“小鲜肉”的权利,因为他的背后是资本方的强硬。


谈作品质量。


张国立谈道:“近些年来,影视行业无论是播出平台、院线、制作机构,还是投资人都对内容缺乏敬畏之心,要颜值不要演技,要票房和收视率不要品质,要笑声不要深刻,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下,主旋律作品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谈限韩。


几年前,张国立就曾和几位业内人士一起呼吁限制韩剧,然而没有得到认可。”张国立回忆,“没有几年时间,我们电视台便涌入了大量的韩剧与韩国综艺,投资者们一味迎合,花高价抢韩国明星来拍戏。这种做法既失去了我们应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也因此容易导致我们的孩子们缺乏对于民族文化的时代认同。”张国立说,我们欣喜的看到,从2016年初开始,这样的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变,但仍任重道远。


谈政治立场。


张国立说,我们一直以来与香港的电影人、电视人、制作人、投资人、包括台湾的相关人员有非常良好的合作,绝大部分的艺人和投资者们,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


“也有那么极个别的人,他们是挣完这边的钱,回去就骂。”张国立说,这种情况没有得到重视,现在网民纷纷起来有根有据地(抵制)。现在还有一些播出平台、电视屏幕和电影银幕上仍默许这种情况发生,可能是出于广告商或收视率的要求。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不在意,或者我们的一点小利益让那些人在这儿挣完了钱,回去再伤害我们。演艺界的人应该有政治高度和政治立场,爱国也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张国立建议,有关部门应该重视这种现象,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分裂祖国的思想和搞台独的人到我们这儿来挣钱。


谈文化自信。


张国立则建议,对文化市场的整体布局要有预见性和前瞻性,要像电影立法对虚假票房的惩罚力度一样抵制收视率作假,不能只看收视率,而失去对好作品的判断力;对外来文化的管理要更加规范,落实好已经制定的网台统一审查标准的新政策,不流于表象。“文化要自信,既不因噎废食,也不放任自流;对引进的模式一定要管控,大力支持自主创新。”


陈道明(全国政协委员、演员):拍戏就该吃苦 不会拍抗日神剧和伪历史剧



谈演员“高片酬,不敬业”。


演员应该有一种行业的文化自觉,一种鉴别能力,能够对社会输出良性的情感。陈道明说,“抗日神剧我是坚决不会拍的。”他认为抗日题材作品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一些“抗日神剧”对真实的历史刻意加工、歪曲,对青年一代认识历史、了解历史会产生很大误区。


陈道明承认,演员确实和普通人不一样。因为演员有一种放大的效应,所以要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对自己约束,不是什么话什么事都能做。”当前一些演员“问题层出不穷”,根源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职业观。在陈道明看来,“认真工作,全心创作”是作为一名演员的职业操守,“演员拿的就是这份钱,就应该吃苦”,不应该把拍戏受伤变成宣传噱头。


在如今的娱乐圈中,演员高片酬问题广受关注。对此,陈道明表示,自己看重的并不是拿了多少钱,应不应该,而是有没有认真地完成自己的职业,是不是对得起观众。陈道明认为,文化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需要行业的文化自觉,提高演员的鉴别意识及文化觉悟,才能全方面的提升。


谈怪现象。


陈道明认为,“神剧黑科技”“替身演戏”只不过是影视产业深层矛盾的表层“怪现状”。


陈道明在两会期间受访中透露,有些剧自己是拒绝的,比如抗日神剧、伪历史剧。“它不光是一个电视剧的问题,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我想90后、00后、10后,将来看现在的抗日剧,是不是认为抗日就是那样,穿着皮大衣,拿着驳壳枪,男的像潘安,女的像柳如是。”陈道明说,“这个只有靠行业的文化自觉,我作为我们演员,提高自己的鉴别意识,文化觉悟一点点提高,辨识度一点点提高,这得需要多漫长的爬坡。”

 

张丕民(中广联合会副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电影市场井喷只是个别情况,电影市场化改革10年初显成效



谈2016年票房“跳水”。


“冷静分析,2015年的高涨和16年的下滑,不仅是拧干了市场的水分,也不仅是买票房的问题。”张丕民认为,“现在有的还在买,所以具体原因还要深入分析。”


他认为,2015年的票房高涨经历了一个积累的过程,并不是非理性的突飞猛进。“12年,‘十二五’规划把县城影院数字化建设写进纲要,13年才在河北开了现场会,14年全国支持基金才到位,而县城的票房增量才是15年增量最大的地方。所以2015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增幅。”


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出现2015年似的票房增长?“我们现在谈三线四线市场,有钱的地方发达的地方会逐渐的建设、稳定的发展,这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张丕民判断,“出现井喷的状态只是个别,偶尔可能还会,但新常态就是稳中有进。”


谈电影市场化改革。


“中国电影加速发展十余年,院线制改革彻底打破旧的发行体制,电影制片改革降低门槛,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两个生产力解放,才使影院体系加速发展,创作也有了加速度提升。这是对中国电影10多年改革实践的最好证明。”


谈审查制度改革。


“《电影产业促进法》考虑到了不适宜儿童观看电影的问题,所以让影院加入一种提示,这是为了真正使观众知道影片是什么内容,也是为了保护少年儿童。”


以电影为例谈文化走出去。


“电影是舶来品,靠镜头说话。在‘一带一路’工程实施的过程当中,制片厂、发行公司都在调研,通过合拍、互办电影节等方式,使大家在文化上互相了解。电影局也出台了‘普天同映’工程。”

 

刘星(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副厂长,国家一级编剧):对“小鲜肉”不排斥不带敌意,中国电影应补上科学技术短板



谈《电影产业促进法》要求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


“是个约束也是个鞭策,对于一直秉承职业道德、德艺双馨的人是个褒奖,确实应该补上这一课。”


谈“小鲜肉”与片酬。


“要加以教育加以引导,不要排斥、不带敌意,他们对文艺事业作出的贡献应该给予鼓励,毕竟每个人都从年轻走过。”


刘星非常宽容地说,“有句话叫做,年轻人犯错,上帝都可以谅解。他们刚刚步入这个行当,文艺界很复杂,是个名利场,谁走进来都可能走弯路。要多报道他们的正面,不要将他们推到另外一个地方。”


谈电影中的科技运用短板。


“科学技术一定要与文化文艺相结合。在我国,科学技术与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但跟文化艺术的合作很鲜见。美国好莱坞以技术带动内容、故事发展的趋势很明显,并且事半而功倍。中国电影工作者在展示科技方面还有欠缺。”

 

王兴东(一级电影编剧):中国人看电影票房“有点阿Q”,现在是全民导演的年代



谈电影市场“虚火”。


“去年票房是460多个亿,一半被美国人拿走了,我们从美国拿回多少?没拿回来就是贸易逆差。第二,剩下的200多个亿,其中有多少投资成本?大量投资都没有票房。票房怎么能这么算,中国人是不是有点阿Q?”


谈《电影产业促进法》对编剧的好处。


王兴东告诉记者,近几年他一直在呼吁编剧地位的上升,《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二章第十二条也实实在在地写了进去,“国家鼓励电影剧本创作和题材、体裁、形式、手段等创新,鼓励电影学术研讨和业务交流。”


谈片酬与“全民导演”。


“我是编剧,最应该提高的是编剧的版权费,现在的影视作品不宣传编剧,编剧地位下降,原创质量自然上不去。”


王兴东很感慨,“近两年编剧行业的最大变化,是编剧去做导演了,薛晓路曹保平都在自编自导。以前当一个导演很不容易,现在都能坐在那儿看机器自己拍。现在的拍摄技术也简单了,全民都可以做导演。”


高满堂(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编剧):,创作者应该担负起责任 现实主义题材审查应和网剧标准一致



谈现实主义题材。


高满堂说,现实主义题材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了。一听现实主义,就觉得是严肃的、深刻的。也不完全是这样。现实主义秉持的原则就是两个字,真实。但传统的现实主义也得与时俱进,在表现手法上要贴近热点、贴近现实。在创作中跟现实紧密结合,更具现实意义,更有话题感,这样的剧照样会受到观众喜爱。


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人越来越少。电视剧离现实主义越来越远了。大家沉浸在一片鬼怪神仙侠、古代偶像剧、青春偶像剧中。任何艺术这么单一化,都会有问题。比如现在的状况就是,中老年人没有好的电视剧可以看了。


政府现在对文化方面投入很多,但我的建议是,投入的同时要加强监管。比如,对现实主义题材审查,应该和网络剧、IP剧的标准一致。再者就是演员高片酬要控制。


谈编剧行业。


高满堂认为,编剧谁都可以搞。现在一个网络IP,十来万字,都卖到上千万元了。一夜暴富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出现一些好编剧,一夜暴富的编剧都有,但是大量编剧还需要漫长的努力。这个行业最终拼实力。不是百米赛,而是马拉松,需要漫长的奔跑。


中国电视剧娱乐至死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现在还在发展,这一点,我不太乐观,也没有看到太多改变。


谈“小鲜肉”。


高满堂表示,目前电视剧行业出现的各种现象,让他觉得心痛,但又很无力。“我和(张)国立这代人,每次谈起这个问题,真的想大哭一场。”


现在拍摄一部1亿成本的电视剧,要请到这些当红小鲜肉,片酬基本在七八千万之间,只有两三千万留给导演、编剧、团队和后期制作。因为没有钱做后续,造成大量的垃圾作品出现,这已经变成了新常态。


巩汉林(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小品演员):德艺双馨应纳入法典 坚持文化自信“走出去”



谈德艺双馨。


巩汉林称:“其实早就应该提出要求艺人德艺双馨的。另外,把它纳入到法典中我觉得就更好了。其实以前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从中国文联的角度,从中宣部的角度,一再强调德艺双馨。我是在07年被评为‘德艺双馨’,那一年也有许多年轻的艺术家。现在也是,两年一次,一年一次也都在评。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这类工作确实有社会符号,而且有导向性。那么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就会在主流社会,在文化传播这方面,起到他(她)该起的作用。这是很重要的。”


谈中国文化“走出去”。


巩汉林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助于让海外了解中国,送中国文化到海外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他还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中国文化海外行的战略,设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基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领先性的,可以代表当代中国风格的,也要选择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小文化、微文化进行传播。”巩汉林还透露今年提案关注点在坚持文化自信,传播中国文化,“海外不了解中国人到底怎么想怎么做,要让海外了解我们,这就是中国的思想价值所在。”


巩汉林还表示,“中国的强大,只能带来稳定富足,中国在搞建设,会让世界得到中国经济发展提升带来的福利。”


宋春丽(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演员):过于关注小鲜肉的现象需要媒体正确引导



谈小鲜肉。


“不能说整个社会没有这个氛围,但起码是很小的。我们的孩子们关注的是那些小鲜肉们,关心他们今天又跟谁好了,今天又离婚了……不关心其他的。”此时记者表示需要正确引导,坦率的宋春丽直言:“这是你们的工作!”言下之意,这种乱象亟待媒体监督。


谈潮流。


宋春丽谈到:“商业大潮的冲击,人们都急功近利。”她坦言大家为了生存需要妥协于潮流,观众对传统的节目模式无法产生热情,因此吸引眼球的内容成为了热点。


奚美娟(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演员):青年演员的演技需时间与历练 一直为文化事业奔走



  谈《电影产业促进法》。


  奚美娟说,我们这代人当了人大代表以后,谢铁骊老师就说咱们一代一代人接力呼吁。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年终于出台,我心里真的挺欣慰的。《电影产业促进法》是第一部电影法,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们需要一部电影方面的法律。因为现在的电影产业蓬勃发展,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如果没有一部法律、不能依法治理的话是说不过去的。


  谈加强文化市场监管。


  奚美娟认为,对于文化市场的监管,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一个工作,尤其是现在繁荣复杂的电影市场条件下。我刚刚开始当代表的时候,全年票房连20亿都不到,现在已经发展到几百亿的体量。从这方面来讲,确实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确实也有一些乱象,比如虚报收视率、瞒报票房、作品抄袭等,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在反映,很多记者也跟我们提。


  虽然这些现象在整个行业当中是非常少量的,但是它造成的破坏力很大,尤其是在社会上的破坏力非常大。它破坏的是整个行业的诚信度,甚至影响到整个文化生态,不光是一个表面的经济利益问题。所以在影视行业繁荣发展的今天,需要越来越规范这个市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


  谈社会资本。


  在奚美娟看来,引入这些资金的同时,政府应该有一些引导。因为文化产业毕竟是一个特殊行业,除了单一的利益以外,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情怀,政府或者有关方面能够引导一些这样的资金带着情怀进入文化产业、文化事业。


  当大量的社会资金进入电影行业的时候,可以引导这部分投资前移,它可以资助一些编剧、主创人员,让他们偶尔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在这样一个诱惑很大、相对浮躁的社会当中,有了资金的支持可以让他们安下心来,好好地进行艺术创作,写出好的剧本。


谈行业乱象。


奚美娟觉得,这些现象里总有一些资本的影子,因为资本逐利,要速度、要回报,他们以为只要几张脸就可以了,这个是个误区。当然使用这几张脸也有一定的收视率,可能收视率还挺高,所以有的投资者觉得,不尊重所谓的艺术创作规律也能有收视率。

 

艺术是一个养心的行业,它是让人更有情怀、更有精神、更有灵魂的东西。在我们所有的人成长过程当中,也许一部文学作品、一部电影就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走向。真正好的作品,有这样的引领作用,所以在目前这种乱象确实不好,但是我觉得这是个别现象,不是整个影视行业的普遍现象。


  谈青年演员。


奚美娟称,我们的三大影视艺术院校——上戏、中戏、北电,对年轻人在基本的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是有的。年轻人在毕业之后,基本还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地积累演技,但是一旦投到这个社会,社会资本、媒体娱乐、粉丝经济,各种元素杂混在一起,把年轻人弄的都浮躁了。突然有一部戏出来以后,就受到热烈的追捧,让他觉得成功很简单。其实从艺术创作的规律,或者人的成长的规律来说,成功需要时间和经验,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艺术人才也不例外,需要一个正确的社会评价体系,需要一定的、很好的引导,这需要大家共同联动、需要社会的方方面面来做好这件事儿。

 

我经常举“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例子,他应该说是全世界粉丝最多的年轻演员。他前四次提名奥斯卡都没有得奖,每一次都那么努力,但是每一次都遇到实力派。奥斯卡在评价体系方面,有它的专业标准——那就是你可以去赚钱、可以有粉丝、可以有知名度,但是想要得奖还是得按我的专业标准。这样的评价体系会让行业里的老中青演员产生一种对自己职业的敬畏,整个行业会慢慢进入一种良性的文化生态。


姜昆(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相声演员):重视传统文化教育 关注未成年人安全



  在谈到传统文化教育时,姜昆表示:“对于传统教育的落实情况,例如课时的保证,教材内容等等教育部门还需要再努力。”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问题,姜昆也感到十分担忧:“目前环境下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依然力度不够,因此希望提高未成年人意外伤害赔偿,来警示那些违法行为。”


廖昌永(人大代表、著名歌唱家):谈文化走出去 必须体现中国精神



谈IP改编热潮。


对于近年来的IP改编热潮,廖昌永代表首先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以及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中国人对我们的文化应该有高度的自信。电影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能够拍摄的题材是非常多的。但是,观众在当下的大银幕上看到的东西是很少的,大量的作品都是跟风拍摄的,观众接受到的文化“面”很窄,也让观众丧失了兴趣。影视创作者应该端正态度,真正能够为观众、评委所喜爱的恰恰是走心的作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些说真话、演真情,尊重历史事实、尊重文化传统的作品。希望影视工作者能够创作出反映中国精神、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好作品,而中国文化想要走出去,需要的也恰恰是这类作品。 


谈文化输出。


廖昌永说,在这个多元的世界,我们拿什么获得文化认同?正如傅莹同志所说,中国是一个“大块头”。当“大块头”就这么走上世界舞台的时候,世界并不了解它的性格、品格。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把中国故事讲好,不能很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别人一定会对中国产生各种误会、误解。所以作品一定要体现中国人的人文情怀、审美情趣,以及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让世界理解了中国才能够赢得世界的尊重。


谈青年演员。

 

廖昌永认为不应该全部用负面的眼光来看,有一些青年演员出演了一些很好的作品。当然,不好的现象确实存在,青年演员使用各种替身的现象屡见不鲜。影视公司为了收视率、点击率、票房,频繁地使用这些青年演员,纵容他们使用武术替身、舞蹈替身,甚至文戏都要找替身,从敬业角度讲这是职业道德的滑坡。


阎维文(政协委员、歌唱家):注重传承 民歌应该从娃娃抓起



“挖掘整理民歌资源只是基础性工作,要让民歌传承下去,关键还得扩大民歌的受众群体。”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听民歌、唱民歌,阎维文委员开通了微博、微信,推出了微信公众号,还办起了民族声乐大师班。他把自己挖掘整理并创新编创的民歌放到网上,并向年轻的听众介绍每首民歌背后的故事,“用‘网生代’的思维跟他们沟通交流”。


今年,阎维文委员提交了《民歌要从娃娃抓起》的提案,希望民歌成为小学音乐教育必修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母亲做的饭菜最香甜,那是因为这种味觉上的记忆是从小养成的。让孩子们从小就听民歌、唱民歌,就能让他们形成听觉上的记忆,他们长大了自然会喜欢民歌。”阎维文委员说,“如果有一天,年轻的观众能像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一样对我说一句‘我喜欢听你的歌’,那将是我此生最大的满足。”


郁钧剑(中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主任、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谈艺考:艺人霸屏靠一夜成名 鲜有科班出身



郁钧剑在两会中谈到了他对于艺考的看法:“现在所有的平台对他们来说没有用,这些平台大都属于一些一夜之间成名的艺人。所以我对他们十分担忧。这些孩子从音乐学院毕业唱歌的,学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但是现在唱歌的平台并不属于他们。所有的歌唱平台对于专业歌唱演员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电影学院、戏剧学院的孩子,父母花费多少钱培养他们,但是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有几个是真正通过科班教育出来的?所以这是我对以后文艺界的一种担忧。”


陈思思(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唱家):让网络直播在创新中“绿色发展”



陈思思表示,网络直播平台承载了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功能,建议既要开放包容地促进网络直播发展,又要引导规范这个新兴的文化传播形式。


“政策监管越严格越是好事。”陈思思认为,监管部门应当有针对性地制定网络直播行业的准入标准,建议政府出台更加清晰的细则,在现有规则基础上细化完善,加强监管,引导网络直播良性发展。同时,要对网络直播的内容进行规范,对于违反规矩的直播行为也要有相应惩罚机制。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同等重要。”陈思思呼吁直播平台严格自查自纠,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积极倡导正能量。


直播也是传统文化创新和发扬的重要渠道。陈思思说,“要积极探索‘直播+’的更大空间,如‘直播+戏剧’‘直播+歌舞’‘直播+民乐’等”,让传统文化利用直播的新兴形式,得到更好继承和发扬,“我们要因势利导,以自信的文化态度,在对其进行监管的同时鼓励创新。落实社会责任,做好文化传播,通过更高效的传播,不断丰富年轻人的文娱生活。”陈思思说。


宋丹丹(著名演员):青年演员应学会“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



谈德艺观。


3月6日,宋丹丹在参与两会时表达了对青年演员“德艺观”的看法,认为当下“一夜成名”的小鲜肉们缺少正确的价值观指导,青年演员应学会“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她从切身经历出发,谈到自己入行之时有老师手把手教导“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濮存昕父亲苏民老师还赠予她一把扇子,上面书写着《文心雕龙》中的名言:“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让她受益匪浅。


谈一夜成名。


  相比之下,她认为现在没有人来教育一夜成名的年轻演员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现在的‘小孩’一夜之间就成了明星了,一下就有几千万粉丝...我们现在社会的价值观往往认为有名有钱就是成功人士。他们很小就成为‘成功人士’了,但他们有很多事情还不懂,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人。而今天,我们已经丢失了引领那些一夜成名的年轻人的阵地。


濮存昕(著名演员):注意修行“求冠居亚” 明星不能只想挣钱和出名



    在两天前的政协文艺界小组讨论会上,濮存昕表示,艺术界人才培养情况令他担心。他说,要是五十年之后,文艺界的明星们脑子里想的只是挣钱和出名的事情就糟了。


    濮存昕说:“在文化上、文艺上,要注意自己的修行。我们自己的行当能不能赶上我们的老师、前辈们。比如有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我们当代能不能出大艺术家。我自己给自己想了个词,叫‘求冠居亚’。我不要当冠军,但我要做冠军的事情,甘当第二、甘当第三,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好好的。好东西是有人看的。我们坚持了下来,而且我们就演老戏,一场900个观众。我打个比喻,好像割麦子,一下900,一下900,就这么一点点割下去。有人对我说看过我的话剧,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我会觉得很高兴,觉得没白活。”


(下一页:朱军、崔永元、白岩松、曹可凡、徐沛东等)

文/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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