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电影局主办第五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杭州举行：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电影精品
11月17日，由国家电影局主办，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电影局承办的第五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在杭州举行。
来自国家电影局、部分省市区电影主管部门的代表，以及70余位近年来在电影创作中卓有成就的出品人、制片人、编剧、导演、演员和专家学者一起，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中国电影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入有效的交流与沟通，总结问题、交换意见、畅想未来、凝聚共识，共同推动中国电影持续健康发展。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电影在产业基础、市场规模、人才架构、市场环境等方面均展现出良好态势，电影创作活跃，题材类型丰富，优秀影片不断涌现。与此同时，放映阵地建设巩固拓展，公共服务稳步推进，对外交流日趋活跃，行业生态持续优化，呈现出积极健康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17日，全年票房已经突破580亿元，其中国产影片份额超过60%，年度总票房有望实现较高的同比增长。在今年到目前票房前十的影片中，国产影片占8部，在票房过10亿的15部影片中，国产影片占10部。
本届论坛以“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电影精品”为主题，中影股份总经理、华夏电影董事长傅若清，峨眉电影制片集团董事长韩梅，潇湘电影集团总经理谷良，北京文化电影娱乐事业部总经理张苗，郭帆文化传媒制片人龚格尔等出品制片人代表；陈思诚、路阳、邓超、田羽生、霍猛、闫非、白雪等导演代表；周迅、陈坤、佟丽娅、杜江等演员代表；俞白眉、董润年、董哲、陈舒、吴楠等编剧代表在论坛上发言。
论坛由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左衡主持。
齐心协力，讲好中国故事
守正创新，打造电影精品
如何选好题材、讲好故事、打造精品，不仅是本次论坛的主题，也是出品制片人代表提到最多的问题。
他们认为目前的中国电影应该在继续关注内容创作的基础上，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同时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指导创作生产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弘扬中国传统价值和当代价值，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体现电影人的责任担当。
傅若清在发言中提到的“内容为王、文化为魂”，张苗分享的扎根中国文化、把握时代脉搏、拥抱年轻人“心跳”、反映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四点“秘诀”，都赢得了在场嘉宾的掌声。
导演代表则展现了中国电影新力量对电影工业、电影美学、电影技术手段的新理解。陈思诚分享了“唐人街探案”系列的创作心得和《唐人街探案3》通过78天日本拍摄得出的经验教训，他表示：“我们会继续打造像《唐探》系列这样具有系列性、持续性，具备工业属性、产业属性、外延属性的电影”。
路阳的发言聚焦于中国科幻电影和特效公司的技术现状和发展前景，“从底层技术来说，中国和美国没有那么大差距，我们可以做得非常好，我希望还是尽量跟中国团队合作”。
邓超分享了自己对于拍摄新主流电影的理解，“‘国与人’、’大情感与小情感’这两组关系需要重点关注”，“讲述中国的电影需要展示时代精神，也要努力贴近观众、感动观众，需要见到人，这里说的‘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喜怒哀乐的真实中国人。而一部讲中国故事的电影，如果能在大情感框架内展示细腻的小情感，就会带给观众从宏大叙事到微观感受的全方位情感体验，也将迸发震撼人心的力量。”邓超如是说。
周迅、陈坤、佟丽娅、杜江等演员代表在发言中也纷纷表示，要用心塑造好角色、积极传递正能量，承担社会责任，做不愧于祖国、不愧于时代、不愧于观众的演员。
周迅说，要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电影精品，演员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需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丰富自己的视野，提高演员自身的修养。
陈坤介绍，2017年他参与创办了山下学堂，这是一次表演教学的实验，希望给予所有热爱表演事业的演员更多机会。
佟丽娅在发言中提到：“《我和我的祖国》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让我们年轻一代的电影人看到了创作中的方向。小成本电影突破了商业片和文艺片的界限，给予了演员更多的表演空间，而小人物的筋骨和国家情怀的温度也让爱国主义主题成为了观众共同的价值追求，引领了主旋律电影作品的新风尚。”
杜江表示：“我们要为美好的现实生活、为越来越优秀的观众而创作，踏踏实实地体验生活、潜心表演，真真正正提升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做一个不愧于祖国、不愧于时代、不愧于观众的演员。除了拍好戏，我们还要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用自己的行动去帮助更多人。”
编剧代表则认为，电影创作类型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拓展创作思路，把市井、民俗等生活细节和发展中的中国等时代主题结合起来，努力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编剧俞白眉就如何创造新人物表发了自己的看法：银幕人物要与时俱进，塑造新人物时，第一个“新”要立足当下，创造真实的人物，人物言行举止要展示当下；第二个“新”在于树典型，通过典型人物展示中华民族精神；第三个“新”在于要有共鸣，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是要扎根人民，使得观众从人物中获得共鸣。
编剧董润年谈到：讲好中国故事，挖掘题材是最重要的环节，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用微不足道的力量征服了生活，这份生命力才是真正的英雄，平凡生活中的英雄主义才是文艺作品最重要的内核，真正的英雄是广大人民，用对生命的敬畏翻越了黑暗，现实中无数普通人战胜自我追寻真理，这才是电影中真正需要表达的。
编剧董哲谈到，创作剧本初衷并不能立足于一味求新，电影相对于B站等短视频平台的优势在于创作者自身的专业性的表达，而不是从技术层面来讨巧，每一个电影创作者的表达都是独一无二的。
编剧吴楠说，创作中最复杂的阶段是导演如何与编剧对剧本的合作，编剧需要有服务意识，编剧和导演像是两口子过日子；其次对于编剧来说，不是一个剧本就能拍一部好电影，有时项目的选择比剧本更重要。
编剧任鹏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如何刻画人物的问题：对心理电影的人物刻画，其实是对电影真实性的探讨，对电影的质疑一般都是从真实性的角度思考的，真实性实际是经验主义，电影通过故事让我们相信真实，这便是编剧的工作，我们要创作符合电影的真实性的人物，电影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编剧于勇敢说，对于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如何获得真实感的问题，我们要做到首先尊重事实，其次遵循类型片的创作方式，并把握好节奏，这样才能获得艺术上的真实。
此外，各与会嘉宾还结合自身创作经验，围绕“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电影精品”分享个各自经验。
可可豆动画创始人刘文章就从创作态度、创作方法、创作实现三个方面分享了《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经验，他表示：“创作者更应该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融合在一起进行创作。当我们有了足够的创作条件、资源之后，我们也用自己的体验尽可能把这种情感灌在作品当中，通过作品给观众以力量。”
博纳影业副总裁、制作总监曲吉小江也立足于博纳影业新主流电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行业电影”的概念，“近年来，这些大的系统、单位、行业，给了博纳影业非常大的支持。我感觉到其实各级主管部门、各个行业开始勇敢地把自己的行业里遇到的问题展示给全国的电影观众，因为只有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挫折，我们才会从平凡中诞生出一些英雄”，曲吉小江表示。
满意度调查呈现四大特点
“浙江潮”单元宣介大省优势
论坛期间，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现场简要介绍了2019年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的情况。截至2019年11月17日，2019年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一共调查影片44部，其中观众满意27部，比较满意17部，评分85分以上即观众高满意度的影片，在2019年出现了较大的增长。
孙向辉介绍2019年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情况
满意度调查的反馈也呈现出工业化提速显著，吸引力和感染力进一步增强；动画片实现产业突破，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内容与形式疆域拓展，观念与风格的深化；现实主义精神新气象，电影艺术语言新表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等中国电影创作的四大突出特点。
中国电影资料馆和浙江省电影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此外，论坛现场还举行了浙江省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电影局分别和中国电影资料馆、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浙江国际青年电影周“三十而立”编剧创投单元和“之江电影新导演计划”创投单元获奖名单颁布仪式，浙江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投资基金签约仪式、长三角发行放映联盟成立仪式以及华策奖学金颁发仪式。
长三角发行放映联盟成立仪式
华策奖学金颁发仪式
“浙江潮”单元宣介了浙江作为电影大省的优势。关注当下，浙江电影产业流光溢彩：产量高、市场大、集聚强、服务优。浙江具有“三个地”的特色优势、“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政策优势、实证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的历史文化优势、民间资本活跃的经济优势。这些都为电影创作和全产业链运作提供了丰富题材和优越条件。
2017年浙江省出台《加快促进影视产业繁荣发展的若干意见》，从省级层面出发，要求到2020年力争把浙江打造成全国影视产业副中心。良好的生态条件为浙江电影产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电影工作，全力打造全国影视产业副中心。
目前，浙江省全省影视制作机构近3000家，国家级影视基地两个，其中横店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实景拍摄基地，浙江的影视文化上市公司有26家，居全国首位。2018年，备案影片中制作完成片有116部，票房收入48.94亿元，预计今年将超过50亿元。
以下为论坛发言实录（有删节）
第一组
傅若清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华夏电影发行公司董事长）
张苗
（北京文化董事长高级助理、电影娱乐事业部总经理）
韩梅
（峨眉电影集团董事长、四川省电影家协会主席）
田甜
（新丽电影首席运营官）
赵依芳
（浙江华策影视创始人、总裁）
谷良
（潇湘电影集团总经理）
龚格尔
（郭帆文化传媒制片人、《流浪地球》编剧）
傅若清
中国电影有很多经典作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人物的成功塑造，给人以真实自然的代入感。影片《我和我的祖国》的7位导演，在选题创作之初就被故事所打动。徐峥导演回忆女排夺冠时刻就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薛晓路导演每次说到“0点0分升起国旗，一秒不许差”时都激动不已，电影创作者一定要有这样的情感体验，才能把这种情感通过作品传递给观众。
因此我们要鼓励引导青年电影人多去塑造电影情怀，增强对生活的观察和人物的感知，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激发爱国、正义、善良之情。电影人自身素质提高了，作品传递出来的感染力便会随之增强。
当前，电影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唯有守正创新、自我提升，捍卫电影作为视听最高形态产品的地位，为迎接明年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创作更多贴近人心的电影精品。中影和华夏现已联合共同选题、集体讨论、确立宗旨、协同创作，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和双丰收。
张苗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搞清楚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故事，第一个要去做判断的就是题材。但如何去衡量一个题材是好的还是欠佳的题材？我们自己内心有一个标准：要扎根中国文化，要把握时代脉搏，要拥抱“年轻人的心跳”，要反映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
这个时代给了中国电影一个机会，让这么多可爱的创作者和喜欢电影、愿意为电影服务的年轻的团队，合光同尘走了在一起，我们要继续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讴歌好时代精神，把这个时代最美的东西传播给大家。
从左至右：尹鸿、韩梅、田甜、赵依芳、谷良、龚格尔
韩梅
作为一个出品人，我觉得电影既是艺术昨品，同时也是工业化的产品；它要获得艺术价值上的认同，同样也要获得在市场上的认同，所以持续不断出作品，必须要有各种资源的匹配和支持，才能让艺术家放心地进行创作。
不管是前年和潇影合作的《十八洞村》，去年和山东省委宣传部合作的《大路朝天》，还是今年和陕西省委宣传部合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实际上我们都是在整合各方的资源，不管是党委政府的资源还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资源，把最好的资源提供给创作者。
田甜
我认为做电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当下，充分发挥喜剧的力量。希望所有走进电影院的观众能够带着笑意和爱意走出电影院，这是我们一直做电影秉承的心态和方式方法。希望把我们自己当下的故事讲好，用笑的方式让大家更加充满对生活的力量、对工作的力量、对真善美向往的力量。
赵依芳
华策从自身几十年的创作和经营经验出发，得出四个字的定律就是“内容为王”。一路上有很多教训，也有很多经验。比如我们每一次如果题材特别重视，抓的特别准，即使制作上很艰辛，哪怕市场上不一定特别挣钱，但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行业的进步意义一定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和青年艺术家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一起发展，也是华策的心得。我在这里要进一步呼吁重视新人、培养新人，给新人更多的机会，给他们更大的题材、更多的投资，以及更好的创作环境。
谷良
潇影61年历史始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拍红色主旋律电影。我到潇影5年时间努力解决一个问题，即主旋律电影的市场问题。
这些年，我看到潇影在努力，更可贵的是看到国有电影集团和民营电影集团一样，这几年在主流电影市场问题上取得了大的突破，这是一个好事。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电影需要提质》，这个“质”不仅是质量的质，更重要是志气的“志”，志向的“志”，今年国庆档让我看到中国电影正在走向提质和提志，观众也用脚投票予以认可，这是一个趋势。
龚格尔
在《流浪地球》创作过程中，我们当时遇到了很多麻烦。最大的麻烦，还是关于中国故事的问题。《流浪地球》创作的前半年，我们脑子里想象的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是外国人，里面的造型设计都是好莱坞设计，当我们一闭眼时想象的东西都是好莱坞的。
这是我和郭帆导演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想象力都是被好莱坞塑造出来的，摆脱这个依赖找到我们自己的审美价值是很痛苦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不光对于团队，对于我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教育作用。这个过程使我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有了不小的变化，这是科幻对于我个人一个挺重要的影响，也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在未来跟观众交流的时候，帮助观众除了好莱坞之外找到另外一个看待世界的看法。
第二组
陈思诚
（《唐人街探案》系列导演）
路阳
（《绣春刀》系列编剧、导演）
邓超
（《银河补习班》导演、演员）
白雪
（《过春天》导演、编剧）
徐磊
（《平原上的夏洛克》导演）
（《八月》导演）
闫非
（“开心麻花”导演）
陈思诚
我们刚刚经过78个工作日，结束了《唐人街探案3》的拍摄。虽然日本工业比较发达，但他们整个电影市场规模是不大的，这也就限制了他们整个电影工业的想象力。
比如我们这次遇到实际的困难是他们的棚非常小，他们最大的棚在东京，两千平米，而且只有一个棚，所以我们这次不得不回国拍摄了15天，在我们大厂搭了五个棚，因为很多内景需要搭建出来。
我还是要奉劝大家，如果考虑日本拍摄，还是一定要考虑诸多方面的不便，我们整个日本摄制团队、制片团队非常强大，有一百多号人，几乎他们每天干的事就是维持剧组治安，不让我们剧组影响其他路人的工作，特别怕影响每一个人，也特别怕投诉，给我们的拍摄造成了一定困难。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克服了很多困难，最后呈现出的结果还是不错的，我们拍摄了世界电影里前所未有的场景，包括涩谷、新宿、秋叶原，因为我心中一直铭记那句话，就是要建立我们强大的文化自信，一定要助力中国电影走出去，让更多的外国人看到中国的电影。
路阳
《流浪地球》让我很激动，因为它打破了旧有的认识。很多同行之前都感觉中国人不太能拍科幻电影，因为中国观众不信，因为整个电影语境是好莱坞建立起来的，我们拍的话，就要考虑观众信不信、会不会买账、会不会想看，《流浪地球》证明中国观众想看，而且有强烈的需求要看优质的国产重工业题材电影。
说到电影工业一定涉及到技术，关于新的流程、新的制作方法和理念都会很深刻地关联到技术，我们一直觉得和好莱坞技术差距很大，但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其实从底层技术来说，中国和美国没有那么大差距，我们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我希望还是尽量跟中国团队合作，是因为它涉及到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别人的还是我们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其实观众对我们的要求已经很高了，如果我们不能掌握生产工具的话，我们谈何提高生产力。
邓超
讲好中国故事，拍摄新主流电影中有两组关系值得重点关注：第一组关系是国与人。电影要讲中国，讲中国人，讲他们最真实质朴的情感。身处于一个大国家，亲历大时代，我们应该有大视野，把握大浪潮。我们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必须要展示时代精神，同时电影作为一门艺术，要努力贴近观众、感动观众，还需要见到人，这里说的“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喜怒哀乐的真实中国人。
第二组关系是大情感与小情感。香港回归、载人航天、奥运夺冠、撤侨护侨、奥运亚运，这些都是凝聚民族集体记忆的大情感，是一代代人脑海中共有的情感共同体。回家、父爱、分离、重聚、生老病死、酸甜苦辣，这些是普通人感同身受的小情感。
一部讲中国故事的电影，如果能在大情感框架内展示细腻的小情感，电影作品会带给观众从宏大叙事到微观感受的全方位情感体验，也将迸发震撼人心的力量。
从左至右：尹鸿、白雪、徐磊、张大磊、闫非
白雪
我记得我在电影学院入学时，老师提到过人民艺术家这个词。当时不明白，但在电影学院导演系4年学习中，越来越意识到社会责任感的重要。
当我拍摄自己处女作时，我关注到了这样跨境学童的群体。我觉得既然已经知道、发现了这个群体，如果不把它拍下来，其实是我的失责，所以我就做了两年的调研，来拍这个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我开始去面对观众、走向市场。现在在整个大的环境下，大家的判断标准似乎是以票房为标准。但是对我个人而言，票房并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
我觉得电影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具有文献价值。所以，在《过春天》的观影过程中，有很多大学的社会学科老师会邀请这部电影进入到他们的讨论范畴。
我觉得无论是过了多少年之后，可能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文献意义，这可能会在现实主义的故事当中比较凸显。
徐磊
怎么讲中国自己的故事？目前有人在特效或者是技术层面上跟别人学，还有同行也愿意从趋势、模式上学，比如说三幕剧的模式或者分成多少个节拍等等，这些都是好莱坞总结出来的很细的东西。
但其实我觉得中国有很伟大的叙事传统，我在想是不是中国的故事可以有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节奏去讲。即将上映的《平原上的夏洛克》就在做这样的尝试。
张大磊
我本人是受以前电影影响比较深，我觉得有时候要回归一些传统，这和我们讲的“新”其实也不相悖。我指的是在创作心态上，我们生活是新的，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新的，但新和经典不冲突。
此外，我认为可能要稍稍做一些与市场的“逆行”。我承认电影肯定是商业和艺术的融合体，但是作为新导演应该先选一个先做好，要不然你先把它做成一个像样、合格的艺术品，或者你就把它作为一个合格的产品。
如果两个同时去完成，可能就会影响它成为一个好作品。或者说，我们可以先把节奏慢下来一点，这不是说影片节奏，而是说我们的心理节奏和创作的心态慢下来一点，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太快了，每天都会不一样，所有的东西都会瞬间流走了。
我觉得可以慢下来，创作者慢下来，电影内容才会更大程度地沉积下来，因为观众是被动的，我们给到，观众去吸收，我们慢下来、沉淀下来，观众看到之后，他们才会慢下来、才会沉静下来。
闫非
因为我们做喜剧，说讲好中国故事，喜剧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说怎么样讲主流的喜剧，这是我们一直在探讨和考虑的，我们觉得传达时代精神，用喜剧的方式有难度，但我们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攻克这个难题。
第三组
周迅（演员）
陈坤（演员）
佟丽娅（演员）
杜江（演员）
周迅
作为演员，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觉得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打开自己的视野，提高演员自身的审美以及对于剧本的判断，也可以通过视频或文字等不同的方式给观众提供启发和经验。 《表演者言》中有多位演员谈到作为演员如何创造自己的角色，如何看待演员的价值，这个已经存档为视频和书，也希望能够给在校学生更多启发和经验。
陈坤
2017年，我和周迅、陈国富导演一起创立了山下学堂，这是一次初心的回归，因为我们认为演员是终身职业学习者，这也是一次表演教学的实验。
新力量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是每个时代都会提的话题。“新”就是每个人要从自己内心里做创新和挣脱束缚。“力量”则希望所有人都关注到年轻演员。请所有投资方、导演、编剧都要关注那些年轻孩子的成长，因为我们这一代是被上一代给予机会成长的，同时我也希望给予更多创作机会，给所有热爱表演事业的演员更多机会。
佟丽娅
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最想要做的就是应该在自己有限的表演生命中，创作出真正反映时代和服务时代的作品。在这里，不得不说的就是《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我在里面饰演了一位参加朱日和阅兵飞行员，当电影上映以后，走到很多地方，都会听到身边在哼唱《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的旋律，在网上大家也可以随处看到大家对这个电影故事的讨论，这就是大家对时代的共鸣，我们也能够从电影银幕回溯过往的时代，感受到时代给我们的力量和感动。
这部电影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也让我们年轻一代的电影人看到了创作中的方向。小成本电影突破了商业片和文艺片的界限，给予了演员更多的表演空间，而小人物的筋骨和国家情怀的温度也让爱国主义主题成为了观众共同的价值追求，引领了主旋律电影作品的新风尚。
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这样的作品中来，与中国电影人一起展时代风貌、扬中国精神。
杜江
我经常感叹我们这些演员能够生活在新的时代、奋斗在新的时代，真的很幸运。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自信地展现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可以投入百分之百的真心真情，为美好的现实生活、为越来越优秀的观众而创作，踏踏实实地体验生活、潜心表演，真真正正提升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才能做一个不愧于祖国、不愧于时代、不愧于观众的演员。
中国电影正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国产电影市场的商业价值正在逐步转化为思想价值，电影的社会意义越来越重要。所以，作为电影演员，肩上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除了拍好戏，我们还要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去帮助更多人。
今天能作为演员代表抒发自己的初心和感悟，我觉得非常荣幸。在此，我也立下军令状：在未来继续潜心电影创作，愿做中国电影勇攀高峰、严以律己、勇担使命的普通一兵，为中国电影发展继续奉献自己的力量。
第四组
俞白眉
（《银河补习班》编剧）
董润年
（《疯狂的外星人》编剧）
董哲
（《建军大业》编剧）
吴楠
（《狗眼看人心》编剧）
任鹏
（《催眠大师》编剧）
于勇敢
（《中国机长》编剧）
俞白眉
我想谈的方向是创作新人物。中国电影进入新时代，银幕人物也要与时俱进，保持更新，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我觉得要创作好新人物的“新”，有一些特点在创作过程中是我们年轻创作者集体面临的挑战。
第一个新，新在讲当下。怎样创作真实的人物，让真实人物的事迹融入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和大浪潮当中，人物的言行举止、做出的戏剧动作怎么关乎当下、展示当下、反映当下，成为当下的精彩侧面，是我们所有年轻电影工作者的挑战。
第二个新，新在树典型。越是伟大的时代，典型人物的多样性可能就越强，近几年以来我们涌现的国产电影中，已经涌现了非常多很好的典型人物，这些都属于电影艺术独有的魅力，也是大时代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迹。
第三个新，要新在有共鸣。文艺创作的办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如果我们努力这样创作，相信观众也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真心和真诚。
董润年
讴歌英雄、表现英雄主义是古今中外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是文艺作品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故事和传说。通过传唱英雄，提炼出了属于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
然而在当下，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真正的英雄就是广大的人民，是一个个平凡的普通人。他们面对生活的苦难不是没有过怯懦、犹豫、自我怀疑，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而是用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翻越了黑暗、恐惧、卑微，克服了自我缺陷。
我觉得在现实中有无数这样的人，我们在生活中能看到无数的普通人，他们战胜了自我，追求真理，追求美好的生活，其实这样的故事才是我们在电影创作中真正应该去展现和表达的。我们既要展现讴歌那些为人民利益做出伟大牺牲的英雄，也要抓紧一切机会在作品中展现这些克服自我弱点的平凡人，他们一样是这个时代值得讴歌的英雄，这也将是我将来无尽的创作源泉。
从左至右：左衡、董哲、吴楠、任鹏、于勇敢
董哲
我们怎么看待真实和创作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过去尤其是在我们一开始进行电影、电视剧、文学创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确保什么是真实，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们要确保细节的真实，不管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首先保证细节的真实。
所谓细节的真实，就是有足够多的、足够丰富的、足够能令人信服的细节的支撑，才能让你想传递给观众的故事逻辑、人物逻辑甚至是历史逻辑显得更加真实。
有一些历史题材或者重大历史题材不好看，为什么不好看？不是历史本身不好看，是表现得不好看，是缺乏足够多的历史细节支撑；不是逻辑不对、不是故事不好、不是人物不精彩，那都是时代的风云人物、英雄人物，是你的细节不够丰富、你的细节不够扎实。
吴楠
对于编剧来说，不是每个剧本都能够拍电影的。我们总是会强调怎么写人物、怎么写故事，其实更多时候项目的选择，可能比剧本本身的完成度会更重要。
要先把项目想透，然后再完成剧本，我觉得剧本是一个结果，核心的动力其实在项目上。剧本不仅是编剧的工作，因为编剧其实做不到，任何一个导演或者一个制片人也都做不到，它需要合力，各个工种、各种资源的合力。
任鹏
对心理电影的人物刻画，其实是对电影真实性的探讨，对电影的质疑一般都是从真实性的角度思考的，真实性实际是经验主义，电影通过故事让我们相信真实，这便是编剧的工作，我们要创作符合电影的真实性的人物，电影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于勇敢
我认为真实感，首先是要尊重事实，其次要尊重创作。尊重事实是什么？就是要充分了解这件事情，同时能从这件事情里抽取你要说的话。
在《烈火英雄》和《中国机长》的创作过程中，我都有我最真实的疑问，我要围着这个写。然后做大量的采访，大量的采访就意味着你开始了解这些人，你对你写的事情不心虚。
另外在创作的时候，你首先要认清它是类型片，尽管讲的是中国式英雄，但还是要把它当做一个类型片来写。这样，你就要遵循类型片的写作方式，当观众开始厌烦，就会开始怀疑你的真实性。所以你既要保证节奏，又要保证你写的东西是出自于真实，可能两者相加才会造成艺术上的真实。
《中国机长》创作时间比较短，但为什么最后票房和口碑都挺好？是因为我们在写的时候抓住了一点——是什么造就了奇迹？是民航业的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我们只要踩住这个写，这个电影就有坚实的基础，即使它有一些小瑕疵，观众到最后还是接受了它。
第五组
（《春江水暖》编剧）
陈洁
（壹心娱乐创始合伙人、出品人）
陈舒
（《绣春刀》系列编剧）
徐天福
（横店集团副总裁、横店影视董事长）
从左至右：左衡、顾晓刚、陈洁、陈舒、徐天福
顾晓刚
我是在富春江边长大的一个青年，有幸开始尝试做电影，进入到电影行业，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们在拍《春江水暖》的初期就在思考如何把中国的绘画和电影结合，在电影中呈现“如何把传统安放在当下”，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
我们希望这个故事真正拍给普通观众看，不是所谓形式上的复古，他真的发现山还是那个山、城还是那个城，但我们艺术工作者拥有一颗古艺的心去看待的时候，也给了观众一个看城市和身边自然的视角。
我觉得这样的视角，就给观众提供了除故事以外更多审美上的享受，我认为可能这种传统的力量和意义，可以让观众获得一些安定的力量去重新面对生活。
陈洁
作为一家经纪公司，当我们面对《滚蛋吧！肿瘤君》《火锅英雄》等题材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很自觉地履行这个行业的责任，我把它用6个字来总结：服务、连接、共创。我认为是整个行业里不可缺少的一环。
我觉得要出一部精品电影，更多应该强调在行业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合作。壹心娱乐作为一家经纪公司，其实也是想通过服务、连接、共创，来实现对这个行业的贡献。
陈舒
我谈谈我眼中的浙江或者杭州：第一，浙江这个地方天生具备审美的属性。第二，浙江人民天生就具备一种勤勉，具备一种务实，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劳动者、企业家和文化大师。第三，杭州现在充满了年轻活力以及创业热诚，有一种古典、传统和当代特别自洽的融合。
目前，我也在和两位编剧老师一起合作，写一个发生在浙江的电影故事，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把自己对于家乡的热诚、家乡的情感，全部回馈到这个作品当中。
徐天福
横店影视是大家心目中全球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做好服务我们义不容辞，但不仅如此，现在在发行终端上横店也已经位于全国影投前列，在全球院线排名上也已跻身全球前十。
而下一步横店集团要迈出的一步，是在内容产业往“内容为王”进军。横店在内容产业上，近几年已经有所进步，从去年开始，比如说《少年的你》《受益人》《大约在冬季》等等，明年大年初一我们也有《囧妈》和《熊出没》两个大片。
接下来进一步做强做大横店影视产业龙头，我有压力，但更有信心。
第六组
刘文章
（可可豆动画创始人）
（《白蛇：缘起》导演）
霍猛
（《过昭关》导演）
田羽生
（《小小的愿望》导演）
申奥
（《受益人》导演）
梁琳
（英皇电影发行公司制作及项目发展总经理）
曲吉小江
（博纳影业副总裁、制作总监）
刘文章
就当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电影精品，我讲三点：
第一点，关于创作态度。动画电影和其它电影非常大的区别在于它周期更长，三年五年还好，五年十年的都有，在创作《哪吒》的时候非常明白这个创作规律，在前期特别在剧本打磨阶段，就秉承着“死磕”的精神，我觉得在创作的时候，这种精神非常重要。
第二点，关于创作方法。在我看来，创作者更应该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融合在一起进行创作。当我们有了足够的创作条件、资源之后，我们也用自己的体验尽可能把这种情感灌在作品当中，通过作品给观众以力量。
第三点，创作实现。如果《哪吒》提前五年或者十年开工，我认为想在有限的时间能够形成规模化的实现效果非常难。眼下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目前中国后期视效工业基础虽然有个别的作品非常出色，但是整体水平还不够好，而且团队的水平参差不齐。对此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因为这是工业化发展的基础。
黄家康
我觉得要讲好一个故事，不单要有技巧，而且从情感上，主创团队要对这个故事有很深入的了解。举个例子，包括我也好，主创团队也好，其实对于《白蛇传》的故事非常熟悉，所以在创作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化学作用。想讲好中国的故事，首先我们要对故事题材本身有特别深入的了解，而且有共情在里面。
说到打造电影精品，我现在觉得《白蛇：缘起》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很感谢中国的观众给了我们特别多的鼓励和包容。以后，我们应该以更好的品质，打造更好的电影作品，让观众去认可我们作品。
目前我还在“白蛇”续集的创作过程中，也会遵循讲好中国故事、打造电影精品的态度，不会那么着急出来，希望用大概两年时间去打造更好的作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霍猛
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电影创作者是非常可爱的一群人。所有人都想付出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一百二的努力，想要把电影做好。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会藏私货或者懈怠，所以我觉得非常荣幸能够成为这样一群虔诚热爱电影创作者中的一员。
我们的电影产业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个大的方向已经处在非常好的运转机制里。电影类型越来越丰富多样，除了一些重工业的电影在对外输出文化自信，也还有在讲述中国人普通情感的电影。
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都努力想要拍出好电影，能够让全世界观众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故事。其实不分“新力量”还是“老力量”，只要是热爱电影，然后潜心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提高，希望能够拍出好电影的人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从左至右：左衡、申奥、田羽生、梁琳、曲吉小江
田羽生
什么叫中国故事？其实我们民族是有信仰的，我们的信仰在传统故事中早就存在，比如说哪吒闹海、大闹天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西方是祈祷神明帮助他们，而中国是靠劳动人民的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这两个字总结下来，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抗争，与天斗、与地斗，我们要不停地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这一切。
反过来印证《哪吒》，《哪吒》暑期档爆发迎合了老百姓心目当中的民族性，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未来创作路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针，未来我会找这种能够让你走到老百姓心里的项目，我觉得这是中华文化的根基。
申奥
我加入坏猴子影业的时候，宁浩导演就给我们提出四个关键词，叫做当代性、本土性、创新性和作者性。其实我觉得这四个“性”就跟本届论坛两句口号不谋而合，本土性、当代性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作者性和创新性就是打造电影精品，我就是本着这个原则去创作的。
我曾经一度被欧美电影、日韩价值观影响、带偏，觉得如果那个东西更猛、更狠、更凶狠、更强烈、更凛冽，它才更有力量，我才能找到施展的地方。
但这次创作以后，我突然发现其实我跟观众的距离包括我跟主流价值观的距离一点都不远，我非常相信他们的取向和判断。尤其当我的电影做试映会的时候，现场几百个观众一起看，我完全会随着他们的及时反馈而感觉到兴奋或者失落，这个过程深深震撼和影响了我。
我觉得在我们之后的创作当中，会谨慎选择题材，去选择尽量正面的、正确的能量，去把它释放出来。我希望做“坏猴子影业走出来的好孩子”。
梁琳
这两年的市场反馈表明，观众对于新内容有很高的认可度和包容度，所以在这儿也想呼吁业内很多后端的，不管是发行还是院线的人，也希望给新的题材、新的内容，没有那么多安全系数的影片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此外，电影的生命周期相对较短，我们也在想怎么能够集结更多行业内外的力量，能够让电影整个生命周期更长。如果只有几十天的生命周期，它很难成为精品，所以目前我们在可操作的范围之内，尽量让自己的电影通过不同行业的渗透和合作，更多地发挥它的影响力。
曲吉小江
行业电影其实也可以称为新行业电影。它实际上是我们超出了电影本身的娱乐属性和它的艺术性之外的又一个社会属性。比如说博纳影业跟公安部合作，跟民航总局合作，跟应急管理部合作，包括明年春节档跟交通部合作，未来可能会跟空军合作……就是这些大的系统、大的单位、大的行业，给了博纳影业非常大的支持。
我感觉到其实各级主管部门、各个行业开始勇敢地把自己的行业里遇到的问题展示给我们全国的电影观众，因为只有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遇到一些挫折，我们才会从平凡中诞生出一些英雄。
所以在我们明年、后面的一些项目里，还会涉及到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我们也正在立项报批，其中有一些已经进入到重点项目，我们还会继续在这条路上去实践，讲好更多中国故事、打造更多时代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