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光抓走的人》导演:还需要一起来努力去创新

时间:2019.12.19 来源:澎湃新闻


正在上映的《被光抓走的人》,是一部由“软科幻”和“现实主义”两个看似并不相干的关键词组在一起生成的少见的国产爱情电影。


曾担任管虎《老炮儿》宁浩《疯狂的外星人》《心花路放》等影片编剧的董润年第一次执导筒,就开了一个令人瞠目的脑洞——全球150多个城市地区突然出现一道来历不明的光,带走的全是一对对相爱的人。而留下的人,承受着“不被爱”的现实,该如何面对自己,并且让生活继续?


设定很离奇,填充其间的依然是真实的生活血肉。相敬如宾的夫妻、出轨成性的怨偶、死去活来的情侣、模棱两可的兄弟……一道光,照出关于爱的真相,以及爱的背后,人性的纠结。


董润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2003年毕业的时候,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好光景,虽然15岁就埋下了电影导演梦想的种子,当时董润年也只好先选择从编剧入手“曲线救国”。“相对来讲,编剧是一个进入行业成本比较低的工种,你只要有电脑、不停地写,就总是有机会的。”十几年间,董润年各种影视剧写了不少,涉猎最多的题材仍是情感。


前些年行业开始热闹起来,大量的项目被资本推到台前,演员、摄影师、编剧们都有机会转型导演拍电影。董润年也获得这样的机会。这些年他攒下不少故事,通过和宁浩、管虎的合作,和黄渤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和默契。黄渤发起HB+U新导演计划,《被光抓走的人》入围,对董润年来说算是“水到渠成”的安排。


电影上映,有人为全新的类型样式惊喜到眼前一亮,有人被“科幻”的标签吸引进影院,却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奇观体验而失望,还有些习惯了随着商业片剧情进展获得答案的观众,面对电影提出诸多无解的问题而困惑。有人获得了“抚慰”,也有人感受到“冒犯”,对于董润年来说,这也是他的人间观察,“说看不懂的,可能就是‘被光抓走’的人。”


电影上映期间,导演董润年接受了记者专访,聊这个奇观脑洞背后的人性探索,以及身在编剧一线在这个影视“寒冬”中所感受到的危险和期许。


董润年工作照


把人逼到极致,透过爱情探讨人性


记者:这个片子最有趣的起点是“白光抓走相爱的人”的高概念设定,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董润年:这个想法大概是2013年左右产生的,我一直是个科幻迷,受过一些科幻小说的启发。比如一篇叫《列侬的眼镜》,讲一个人透过约翰·列侬的遗物眼镜,看到每个人的头上都有延伸线,能把你跟别人连接起来,当时觉得这个想法就特别的有趣,好像跟我们中国人说的“月老牵红线”,给两个相爱的人搭建连接一样。后来再看别的科幻和科学的表述也提到,爱情可能是一种量子纠缠态的说法,我觉得可能人在更高的一个维度上,是存在某种联系的。情感可能不是一个完全虚无缥缈的东西,这个想法对现在的故事有挺大的启发。


最早的idea是说,有一天,假设有一个外星飞船来,把相爱的人给带走了,因为相爱的人可能有更高维度之间的联系,他们被带走以后,可能被当成电池或者干什么去了;而在地面上的人,还能拿着望远镜看到被关在巨大透明飞船里的人。但是那个故事推演下去以后,发现太具象了,我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就会写到剩下的人得想办法进到那个飞船里把人救出来。但写着写着发现,我真正想说的其实是被抓走的人会对留下的人产生什么样巨大的影响。而且就拍摄来说,外星飞船太具象,成本也太高。于是就开始寻找一个更抽象的方式来展现这场灾难,最终选择了有着宗教象征意味的光。这道光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隐喻。


记者:要把整个设定立起来,需要考虑整个更大的世界观吗?有没有一些电影之外比较有意思的脑洞可以分享?


董润年:现在故事设定是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地区就被光照射了,而我们故事发生的城市选择在一个不大的三线城市,其实也是想要把这种影响,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相爱的人口消失了,可能影响就太大了,世界运行的逻辑都会发生剧变。当时设计了很多东西,但是最终在呈现的时候,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最后就没有一一呈现。


比如原来在展现国外的状况时,我们设计了某些知名的人士,比如特朗普消失了会是怎么样?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探讨,比如罗马教会要怎么去认定和解释这个光。我们还尝试过更巨大的一个设定,就是在这个世界观里头,这个光照不止发生了这一次,我们甚至拍摄了另一种结尾,在故事的最后,当主人公们找到了各自的出路,世界平静之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光又出现了。如果这个光的照射变成一个经常性的东西,它对人的生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变得非常不同,过去用以维系人之间的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善意的谎言,都将不复存在。对整个社会运转的影响巨大,甚至人类的婚姻形态都会发生变化。这个有趣的思想实验,可以去看李诞用同样一个世界观设定写的小说《在白光后》。但我后来剪辑的时候,觉得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篇幅里边,那也不是我想去展现的重点了,所以最后也删去了。


记者:就像你说的,这个脑洞最后可以导致很多结果,探讨很多议题,但最后为什么你选择把它落在爱情上?


董润年:这部电影想探讨的并不只是爱情,而是一个人到底如何发现并且面对最真实的自我。我们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总说要忠于真我。但是那个真我到底是怎样的,是不是真的是“真的”?还是说很多只是商业社会下被塑造出来的人云亦云?我们探讨的是人作为一个社会属性存在的时候,他/她的自我,是在跟别人接触的过程中,透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而爱情是人际关系中最紧密的一种。人在爱情中,往往会容易呈现出相对最真实的一个自己,所以我选择爱情关系来作为一个通道,去展现我们真正每个人的自主抉择,去发现最真实的欲望和恐惧,并且怎么去接受它,去跟自己达成一致的和解。


记者:其实爱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状态,你选取的几对人物,是承载了某种典型爱情观吗?你怎么解读这些人物?


董润年:最早的设想还有更多的人物类型,因为篇幅原因,我们只能选择其中几组来表现。黄渤、王珞丹和最年轻的那一对,其实是我们在爱情和婚姻关系里边的三个阶段,黄渤、谭卓是身处在婚姻中,并且婚姻还算美满的状态。王珞丹那组是一个正在失去婚姻的一组人,年轻那一对实际上是正在试图走进婚姻,爱情是最浓烈的时候。同时白客那条线,是作为一个社会边缘人,一种边缘性的情感,我觉得也是应该被看到的。


黄渤演的武文学这个人物,也是我之前一直想探讨的一种人:一个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算再正直善良的人,也可能藏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些想法以及欲望,我觉得这是人性本身无法避免的,只不过是在社会的这种关系中,道德能够帮助我们去克服那些不好的想法。但是当极端的情况出现以后,道德所维持的这个东西,以及社会约定俗成的某些表面现象被撕掉以后,我们怎么面对自己灵魂深处一直被压制的蠢蠢欲动的阴暗面?


王珞丹演的那个角色也是一样的,她开始是想证明自己是一个坚强独立的女人,要主动提出离婚。但一开始她也并没有真正地正面面对自己,但后来一连串的经历,让她真正发现自己还是爱对方的这个事实,这让她吃惊,但没关系,这时候她再做的选择,才是她真正看清了所有事,包括看清自己之后,做出的选择,才是真正正确的选择。你只有接受了现实,你才能真正放下。


在每个角色身上,我也都做了一些反思和反讽。比如黄璐演的角色,她一直表现出来那么爱她的情人,但得知他死之后,她其实并没有多悲伤。你看她最后反而如释重负,轻松地跟死者的家人交谈,去主动争着付个钱,我们才发现她想证明自己“被爱”这件事超越了一切,那么她这个爱到底是爱谁呢?


记者:积累多年做导演,《被光抓走的人》是你内心最想写的那种题材吗?


董润年:是不是最想做的,很难说,因为其实我在创作上面兴趣挺广的,之前也有准备各种题材,包括喜剧的、动作的、科幻的,各种商业类型片都有。反而是这个偏作者电影的,先达到了我觉得可以做的程度,那我就先做这个。但从它表达的内核上确实是我很想讲的那种题材。


因为不管是类型片还是文艺片,其实我想做的,都是把人性放到一个极端的情境下,看他如何挣扎,看他如何面对自己。我觉得只有一个人找到真实的自己,并且战胜了自己内心虚弱的部分,他才是一个英雄。这种主题是我感兴趣的。


记者:从一些网络评论来看,也有人会批评这个电影中对一些所谓的“道德瑕疵”的宽容,这样的“指责”曾经在《心花路放》的时候,你似乎也有经历过。创作者应该怎么面对这样的处境和议题?


董润年:其实面对这些批评,我很害怕。但我觉得还是要去展现。现在全世界范围内,我觉得都有这个趋势。我最近看到国外一些脱口秀演员在抱怨,说现在的世界对讽刺越来越不宽容了。当你去真实展现社会里有些东西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感觉自己被冒犯了,会去指责你不符合“政治正确”这件事。这对艺术创作确实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去展现一些真实的东西,并不是说我就是赞同,恰恰是因为我不赞同,才需要去展现和反思,我们来跟观众共同思考这个现象为什么会产生,以及我们将来怎么去克服这些问题。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们首先得承认世界上有这些不好的东西。


希望孕育新的机遇


记者:这次电影让人惊喜的地方,还因为它拓宽了一些国产类型的边界。作为在这个行业很多年的编剧,一方面,大家说中国的编剧挺苦,很多东西不能写,但另一方面,因为过往类型的单一,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开拓。你怎么看待现在编剧的处境?


董润年:我是觉得创作方面,确实还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去创新,我们不能只在原有的这种维度上不停的重复。创新其实是很冒险的事情,每次创新都意味着风险,但是你不去拓展未来可能的空间的话,对整个影视行业的发展影响是不利的,观众永远期待新鲜的东西。而编剧是这种创新的第一步,是这个行业的基础动作。大家怎么找到新的空间,怎么去拓展新的可能性,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


这几年大家都说缺少好编剧,其实从我的观察来看,我觉得从来不缺,我身边就有很多好的编剧。但现在挑选作品的机制,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的。如何让好编剧的好作品能被正确评估,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在相对比较单一的评估机制,会打击到编剧们的创作积极性,这个是可怕的。我觉得如果编剧这部分失去了热情,整个行业相当于地基出现了问题。


记者:过去资本热的时候,编剧们会抱怨另一个问题,就是大量追逐热门IP或者同类型题材,现在这部分热情的消退,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不是也解放了过去一些“重复”的生产力,反而大家能更放开手脚去突围?



董润年:现在可能还没到你说的那个程度,因为我也是在其中,还在感受,也并没有很乐观。前几年资本最热的时候,大量的IP剧投入生产,很多东西确实是重复性的,有点过于集中的在消耗某类题材。这种状态很不好,包括在很多改编的过程中,因为所谓大数据的反馈,资方反过来要求创作者说,你必须得怎样,甚至是提出违背创作规律要求,所以前几年会出现很多作品,可能点击率都非常的高,或者电影票房也不错,但其实观众并不是完全满意的。


我比较担心出现另一种趋势,剩下的资本会为了生存下去而越发趋于保守。我们就像冬天困在一个森林里,不知道哪里是出路,但是我们必须去寻找出路,如果只是留在原地砍柴原地烧,也很危险,最后一定会因为这点柴烧尽而冻死在原地。四处探索虽然很危险,但也很有可能找到出路。


我觉得得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来看整个行业生态的变化。像今年大家开始热议的是,演员已经明显地感受到影响。可能到明年,慢慢地我们能看出来这个结果,到底影响会是怎样的,我希望是一个好的转变,所有的危机我觉得都是机遇,我希望这会为影视行业孕育一些新的生机,包括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包括观众接受新东西的可能性,都希望能够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