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手握威尼斯终身成就奖 却说仍未拍到好戏

时间:2020.07.25 来源:1905电影网 作者:娜塔莉·博

许鞍华


1905电影网讯 许鞍华中学毕业后,曾经找一个瞎子算命。瞎子说,她命很差,“感情等各方面都不好,会很惨。”旁边的同学听了呆住,觉得她会很沮丧。明明成绩又好、又懂怎么跟同学相处,怎么会命很差呢?时隔多年,再回忆这段经历时,许鞍华觉得十分坦然。


“我确实运气差,也遇到过不少坏事,但这些都是人生过程的一部分。”“到今天为止,我的理解就是,好运固然高兴,但遇上坏运气,或者很潦倒,我也不会很介意,就当是过程。”


前不久,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名单颁布,许鞍华成为全球首位获得此奖的女导演。



这位曾声称自己在“香港导演排名十名以内,世界上则没有排名”的导演,终于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广泛赞誉。


今年,她73岁。


“新浪潮”与不被定义

               

该怎么定义许鞍华呢?


香港新浪潮”的开山人?


32岁交出《疯劫》的许鞍华想必不会同意。多次发言,都曾表示自己并不同意“新浪潮”的说法,而被评论界赞誉超过同期徐克《蝶变》的《疯劫》,也不过是自己一部不够成熟的处女作。


《疯劫》


载誉满身的影坛常青树?


想必她也不会同意。凭《投奔怒海》《女人,四十》《男人四十》《桃姐》等拿奖拿到手软,但作品列表中还有一些自己“十分不满意”的电影。


2017年的访谈中,她曾经以宏亮的声音清楚表示,最大的遗憾就是“仍未拍到一部真的好戏。”


《女人,四十》


充满人文关怀的影像记录者?


“我没有一开始就想显示出人文关怀,更没有可以去搞过什么社会课题。只是好的故事,自己有感受,就去拍。”


好吧,从不用外界质疑,许鞍华对自我的审视已极其严格。她似乎总是乐于脱掉任何外界给予的“帽子”或标签,十分赤诚地站在大众面前,“对,我就是这样的,你能如何?”


这种不被定义性太罕见了。



与本人一样,许鞍华的作品也具备不被定义性。


同为“新浪潮”弄潮儿的一批人,诞生过佳作《行规》翁维铨已淡出电影圈,伦敦电影学院毕业、拍出《茄喱啡》的严浩近期鲜有新作,《点指兵兵》导演章国明也已消失在一线。只有许鞍华还在那儿,一部部拍着。


后期说到香港新浪潮,大众常常讨论的是它如何延续了法国新浪潮的风骨,对大陆“第五代”和“台湾新电影”的出现起到了铺垫作用,但许鞍华似乎总是很少注意概念化的标签,也不自诩为引领新浪潮的先锋者。


《黄金时代》


从悬疑惊悚题材的《疯劫》《撞到正》,讨论人与乡土关系的《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再到女性题材的《女人,四十》《桃姐》、历史题材的《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她从不为自己设限。


“其他人以为我计算过,拍完这套,然后特意去拍另一套,给人一个惊喜。但我从来没这么想,我只觉得戏拍的好,观众自然会看。”



在《许鞍华说许鞍华》里,她十分直白地表示了自己喜欢拍戏的原因,不过是能通过拍戏,“与社会和人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我不拍戏,哪个睬我?你可以有个角色去做,名正言顺地了解人,同时又可以拍出来,又是一件积极的事,为什么不做呢?”


坦诚

               

坦诚,这似乎是许鞍华给予大众的另一个印象。


快言快语,做事从不拖泥带水,连拍电影也是这样。拍冷的调子时,快准狠如一把刀,可以丝毫不带感情以旁观者角度叙事;倾注感情时,又能把细节细腻得处理到位,撞得人情怀满胸。


身上有不被定义性的复杂,兼容男性和女性导演导演的特质,调和这一切的就是内里的坦诚。



当坦诚的特质被带入电影,就成了超强的行动力和雷厉风行。


读比较文学时,由于苦恼论文天天跑去看电影,被教授说“你这么爱写电影不如拍电影”,许鞍华没想太多就跑去给胡金铨做助手;拍处女作《疯劫》时,为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她单枪匹马到验尸房看人家怎么解剖;拍《桃姐》前没钱,她跑到刘德华面前,“我很久没有足够的钱了,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在努力寻求一个诚实的答复,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对喜欢的事,她从来想到就去做,风风火火;对不喜欢的事,再多钱也难请她出山,所谓“千金难买我愿意”。


“我拍电影就像赌徒”。从凭借《投奔怒海》名声大噪后,许鞍华曾经有一段时间的低潮期。人人说她拍戏好,票房与口碑却总是不相容,每每为新电影拉投资,许鞍华都觉得自己肩上扛着很大压力。


“一直怕,怕到这几年,再也不怕了。一是年纪大了,二是怕也没有办法。”在接受《可凡倾听》采访时,许鞍华笑道。


《投奔怒海》


1983年,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和夏尔·泰松曾经在戛纳采访许鞍华,“在您的电影里,为什么人物行动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且行动的速度还很快?”


许鞍华回复,“我更喜欢人物不说出他们会做什么,因为通常人们的行动总是快于思想;另一方面,那些思考的脑力劳动者并不常常行动。人们不会因为明天承担今天行为的后果,而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回忆今天的所作所为。”


她也常常坦率流露出对于潮流的警惕态度。


“我坚持反对所谓与社会同步的东西。无论是自己的理智选择,或者直觉,我觉得没有必要与社会同步,尤其那些赶潮流的事物。”


“总之,谈任何问题时,潮流不潮流,不是最主要,最主要的是问题。”


异乡人

               

许鞍华的名字里有个“鞍”字,大抵与出生地辽宁鞍山有关。


自小跟母亲不够亲密的她,在得知母亲是日本人时,曾产生过一些抵触情绪。直到从国外毕业,陪母亲回日本探亲时,许鞍华才对母亲多了一些了解。



从辽宁,到香港,再到国外,再回国,她的人生与电影,都和乡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次陪母亲回日本探亲,在看到一片绿油油的田野时,许鞍华突然萌发了要把这个画面记录下来的渴望,“有一天要拍一部电影,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场景,也被她搬到了电影《客途秋恨》里。


在香港居住了很久的母亲,到了日本已经不甚习惯。带着女儿泡温泉时,嘴里念念叨叨的还是香港煲汤的好,日本冷食没有滋味。那时,许鞍华才明白,母亲嘴里的家乡,已经不再是家乡。能找到自己心中的“家乡”,才能找到心里真正的归属。


《客途秋恨》是这样,《倾城之恋》是这样,《第一炉香》也是这样。


《客途秋恨》


在许鞍华的镜头中,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总能备受关怀。即使是身处社会底层、穷困潦倒的阿婆,渴望挣脱多个身份枷锁束缚的中年女人,还是不知自己去往何处的普通少女,都能被温暖的目光所覆盖。


而他们身上,也都有着无可摆脱的乡愁和漂泊感,有历史与空间叠加在一起的重量。


身份认同与乡土情结这样宏大又复杂的命题,都在许鞍华的作品中,被拆解成了一个个欲说还休却意味深长的镜头。



迄今为止,许鞍华73岁,已入行数十年。


她依然未婚,和母亲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继续拍着自己热爱的电影。


大众所焦虑的名望、财富、婚姻,似乎已不在她考虑的范畴内。她早已活出了自我。



在一次采访中,许鞍华曾经被问到自己最大遗憾是什么。顿了一下,她回答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仍未拍到一部好戏,真的好戏。”


“昨天同阿妈讲,希望还能多拍几年,能有一部更好的电影。她说,‘你还能拍最多五年。不过一年拍两部也很好呀!’”


“阿妈是很现实。”


许鞍华的笑容里,盛满了快乐。



文/娜塔莉·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