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心书写变化中的中国乡村和伟大的新时代

时间:2020.08.0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阿来 白烨 李云雷

原标题:倾心书写变化中的中国乡村和伟大的新时代

             ——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笔谈之二


江西省德兴市新营街道乌石村山清水秀、林深景美,生长着百年以上古树群,文化底蕴深厚。为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秀美乡村,德兴市加大投入,使乌石村基础设施不断得以完善,村史馆、文昌廊、莲花庙、竹楼等景观相继建成,正在力争成为集观光旅游、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生态养生于一体的城市后花园。资料照片


没有纵深的历史感 写不出乡村的意义

作者:阿来(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其间涌现出一大批反映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相比过去,作品质量有所提升,但能提升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作品能否与其所要表现的现实丰富性相匹配?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我这三年深入生活的经验来看,也从我阅读过的一批此类题材的作品来看,脱贫攻坚题材写作的成功与否,决定性因素还是在写作者这一方面。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一项划时代宏伟工程。与之相应,从中央到地方,推出了各项政策措施,其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既在当下清晰可见,更重要的是必将对当地未来发展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眼下的问题是,我们的写作者在从事这类题材创作时,往往缺少纵深的历史感,容易陷入就事论事、以事例诠释国家政策的窠臼,作品程式化概念化。说是新闻,缺乏新闻的即时性;说是文学,又缺乏文学的纵深感与认知度。从大局上讲,许多年前联合国就有在全世界范围的减贫计划,中国的脱贫攻坚,正是其中最持之以恒、成绩最为卓著的部分。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不光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对世界也是巨大贡献。


就中国自身历史来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晏阳初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就认识到中国真正的强盛与进步,除了制度的革命,除了工业、科学、城市的进步,农业经济、农民觉悟、农村社会治理,也是社会改良的一个重要方面。从那时起,就有一批有志之士深入农村,从创办农民夜校,建立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到改善村容村貌,付出了不懈努力。而今天,借助举国体制的优势,通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开展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逐步使这一百年夙愿得以真正实现。更简单地说,今天的脱贫攻坚是改造落后乡村的一个全面战役,中央提出的一个目标是“两不愁三保障”,所着眼的不是某一个贫困家庭具体的增收指标,那只是吃和穿“两不愁”,而“三保障”所要解决的是教育、卫生和住房问题。这些目标一一实现后,整个乡村社会面貌就会发生实质改变,文明程度会有大幅提升。历史和正在发生的现实是宏阔的,但我们的很多写作,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看几件材料,找一两件先进事例,下去走马观花一番,与预定主题相关的就看见,不相关的就看不见。


从表面上看,这种现象是写作层面的问题,往深里看,这是因为我们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平时习惯在文学圈里打转。没有打开自己,面对历史不能形成纵深的历史观,面对现实也没想着去脱贫攻坚现场。脱贫攻坚题材写作,不是简单地去找一个写作题材,而是认知社会、向现实学习的一个好机会。学习一点经济学,学习一点乡村治理之道,学习一点产业知识,学一点当地历史与文化,学一点当地的自然乡土志。以这样的方式体察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体察一个曾经衰老的中国如何一点点改变,从物质到精神再度走向强盛的内在秘密。


伟大现实的发生,其表现错综复杂,其动机宏远深阔,如果我们只以单纯的文学眼光,去抓一个写作题材,再以所谓纯文学的眼光一再过滤,就剩下一点空洞的激情、无凭的修辞,失却了活生生的现实和现实背后更丰富的社会,以及更纵深的历史感,在文字中最后只留下一个只会做出机械反应的呆板身影。在现实如此丰富与伟大的时代,中国文学、中国作家不该留下这样的身影。


在脱贫攻坚现场,我经常听到干部群众说要“用绣花功夫”,要“久久为功”。如果我们的写作能克服功利心,能以同样的态度,有同样的决心,相信在同类题材的写作中肯定能有更多更丰厚的收获。古人说:“事非经过不知难。”我再续一句:“书将写成心未安。”


山乡正巨变 文学开新篇

作者: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既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将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立国家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美丽中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以乡村的全面振兴和样貌的极大改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的阶段。以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为使命的文学,理当顺时而兴,乘势而变,以艺术的方式为这样的社会巨变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并在这一过程中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添彩。


中国当代文学在70年来的发展演进中,一直扮演着时代变迁的记录者的重要角色,履行着社会变革鼓吹者的神圣职责,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艺术形象。可以说,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经典的艺术形象,都是立足于中华大地、根植于华夏乡土的丰硕成果。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以“农村—乡土”题材为主脉,反映了新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潮演进,又由于“农村—乡土”题材的出色书写,表现了当代文学自身的不断进取。


从现代延伸而来的乡土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农村题材”取而代之,是因为此后的农村生活,已由自然化的乡村变为了集体化的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乡土文学”的提法又开始流行,也是由于农村生活的不断演变和围绕它的文学写作不断拓展,使得“农村题材”的称谓已颇显狭窄。但实际上,“农村题材”与“乡土题材”并无本质意义的区别,论者使用什么样的概念,既根据需要也出于习惯。面对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过去的“农村”,传统的“乡土”,都将由全新状态的新型“乡村”所替代。为适应描写对象的这种新的质变,同时也与其他时期的写作区别开来,现在提出“乡村文学”这样一个新概念,是适时的,也是必要的。这既是“农村—乡土”题材写作的重开新局,也是“农村—乡土”文学的继往开来。


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文学面临乡村全面脱贫进而不断振兴的社会新现实,需要履行新的使命,回应新的挑战,解决新的课题。这是新的乡村文学安身立命和谋求新的发展的关键所在。


联系乡村变革的新现实,结合乡土写作的已有状况,新时代的乡村文学写作,从宏观层面来看,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认真挖掘、深耕细作、开辟新局、积累经验,从而使乡村文学写作真正做到“与时代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阅读生活、吃透生活是基本功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持续推进与深入发展,尤其是全面脱贫目标任务的实现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我国的农业与农村从外到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已使现在的农村与过去的农村不可同日而语。基于家庭承包的合作化、农业劳作的机械化、产品经营的市场化,以及人居环境的舒适化等,大多数农村与农民不断走出小农经济的旧有形态与内在桎梏,呈现出新的气象。


但这样具有新样态和新面貌的农村现实,在我们已有的农村题材写作中还不多见。不少农村题材作品,还停留在对农村转型带来的问题,农民遇到的种种苦难,以及田园风光不再的忧思、困惑与哀叹方面。究其原因,是作者对于变革中的农村现实不熟悉、不了解,或者对于正在变化着的现实不理解、不喜欢,写作大致出于浓郁的乡愁情结,某种程度上是靠儿时的记忆写作。因此,新的乡村文学写作,需要作者直面当下农村不断变异的新现实,在切实深入的过程中,了解生活、阅读生活、吃透生活,把创作建立在新的生活积累和新的生活认知上,切实转变思想、感情与立场。


在这一方面,同样是以农村题材写作为主并创作出了经典作品的赵树理、柳青等人所总结的一些经验,依然值得学习和借鉴。赵树理告诉人们,他很重视与农民群众一起“共事”,而且时间越久越好:“久则亲”“久则通”“久则约”。柳青也说过“要想写作,就先生活”,作家“主要的功夫,是在研究生活上”。由此,他又指出:文学写作“基础是生活的学校”。


文学前辈们这些来自他们创作实践的至理名言表明,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是写作的前提,是文学的基础。对于当下日新月异的农村生态与农民生活,我们更需要在深入中去了解、在了解中去揣摩、在揣摩中去把握。这是新的乡村文学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最为重要而紧迫的基础工作。


深入内部寻求新的发现:整体把握城乡新变


随着“三农”问题的不断解决和农村改革的延伸发展,农村与城市之间过去的分离状态也逐渐改变,“乡村城镇化”“进城打工潮”,以及“支农”“支教”等活动的开展,不仅使城乡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而且呈现出常态化的双向互动。这种城乡之间的两种生活状态和文化形态的碰撞、交流,使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当年的路遥敏感地捕捉到这一新的社会现象,把它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并以此为流动的舞台,写作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表现农村青年一代人生奋斗与命运转折的精品力作。


但也有一些作品,同样以“城乡交叉地带”的城乡生活为描写对象,却更多地着眼于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矛盾纠葛,以及矛盾纠葛造成的生存困境等,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是社会的缭乱景象、人的紊乱心态。这样的作品,有一定的真实性,也有其存在的意义,但看多了之后,不免令人感到虽然局部不失真实,整体却明显趋于悲观。


对于社会变革带来的城乡之间的新关系,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城乡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既会带来不同文化观念的碰撞与博弈,造成新的矛盾与冲突,也会带来不同文明元素的互动与互鉴,在交汇融合中产生新的生活样态与社会风尚。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从社会学的角度谈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性质”时,用“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予以精到的概括和准确的描述,这对我们理解“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各自特色不无启迪。


如果说过去的“乡土中国”主要是以“礼俗社会”为特征的,那么,它经过一系列法治建设走向“法理社会”时,一定会把传承久远又行之有效的“礼俗”文明元素带入进来,既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也使现代的“法理”社会更具中国特色。这些年来,我们大力倡导的文化自信,积极推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的民族文化与传统文明就是其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观察农村现实、表现农村生活时,不仅要着眼于那些看得见的物质形态的变化,更要深入内里去发现那些看不见的精神形态的变动,写出立体化、整体性的新时代农村全方位的新演变。


“文学作品主要写人”:精心塑造时代新人


老舍从自己的创作体会出发告诉人们,“文学作品主要写人”,而且“应该是表现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为了别的”。出自老舍的这一文学创作的至理名言,实际上也是当代中国作家较为普遍的共同认知。


因此,无论是“十七年”期间的文学创作,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创作,我们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中,都看到了大量堪称“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的艺术形象。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张腊月、吴淑兰,李凖《李双双》里的李双双,浩然《艳阳天》里的肖长春、焦淑红;如新时期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里的乔光朴,张洁《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柯云路《新星》里的李向南,路遥《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孙少平等。他们栩栩如生又风采奕奕,无一不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典型形象。经由他们的超凡作为和独特性情,人们看到了新人物与新时代的相互成就,也看到了不同时代特有的精神风采。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高歌猛进的新世纪,开创新局的新时代,都孕育和涌现出属于自己时代的社会新人与先进分子。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还有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众多先进人物与先进群体,他们都是这个时代新人的杰出代表。除此之外,仅从与“三农”有关的方面来看,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乃至眼下正在进行的防疫抗疫的保卫战中,都涌现出了大量有担当、有追求的普通民众,他们共同焕发出了新的时代精神,一同展现了新的时代风采。新的乡村文学写作,就是要透过现实层面的显见变化,沉潜于生活深处,把镜头瞄准体现着时代精神的新人物,写出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新作为与新担当,以及所拥有的新风采与新气度,有力地描绘出时代新潮呼唤新人、新人引领时代新潮的动人情景。


近年来,一些现实题材的小说作品,塑造了一批直面新现实、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火热奋斗中脱颖而出的时代新人,如滕贞甫《战国红》里的杏儿、赵德发《经山海》里的吴小蒿、陈毅达《海边春秋》里的刘书雷等。但这样直面新现实、描绘新人物的现实题材文学力作,在整体的文学作品中还不多见。可以说,现有的乡村题材文学创作,在塑造时代新人的典型形象,描绘时代新人的精神风采,由此反映新人的茁壮成长与意气风发、弘扬时代的欣欣向荣与蓬勃向上等方面,尚有明显的不足与较大的差距。在这一方面,也可以说新时代的乡村文学写作,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留下这个时代新的乡村底色

作者:李云雷(文艺报新闻部主任)


当我们谈论乡村的时候,最难以克服的可能是对乡村的“固定化”理解和想象,对于没有乡村经验的人来说是如此,对于有乡村经验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比如我个人是在乡村长大的,但是我所熟悉的只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等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虽然年年回去,但对乡村的了解就不像在家乡时那么细致深入。现在文学界很多作家都在书写乡村,但是他们所书写的大都不是当下的乡村,而是他们记忆或想象中的乡村,比如莫言、贾平凹所写的农村,基本是七八十年代的乡村经验,而60后、70后作家所写的,则大都是八九十年代的乡村经验,很少有人能对当下中国的乡村经验进行整体和细致的把握。当然这里可能涉及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尤其是虚构性写作需要一个回忆、反思与反刍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写出来。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乡村一直处于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动之中,并且每个时期都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的新变是各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而当前开展的脱贫攻坚,则是最具当下时代特征的事件,可以说脱贫攻坚正在改变着中国乡村的整体面貌。但是我们理解脱贫攻坚的伟大意义,并不意味着我们理解它为中国乡村带来了哪些新变化与新特点。如何从乡村生活的内部逻辑来理解这些变化,如何将我们熟悉的农村与当下的农村建立一种有效的连接,这构成一个难题,对作家来说也构成一种挑战。


或许应该意识到,我们熟悉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乡村经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和面对这一变化。对于某个“主体”来说,构成其生命体验的某种乡村生活的消失,可能会对之造成创伤性体验,从而产生对“失乐园”的永恒追求与感喟,或者产生“历史中间物”的生命意识,深感那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因而对历史和未来都有悲观或茫然之感。但如果我们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去观察与思考,也可能产生更加积极乐观的主体意识与情感。柳青之所以去皇甫村扎根,是因为他深刻意识到“合作化”所带来的土地关系调整和人际关系变化,将是数千年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经验。正是为了观察记录历史巨变中的新变化与新经验,他才倾注全部热情亲临正在发生变化的农村现场。从我们现在的视野来看,柳青笔下的乡村经验已经过去了,但正是由于他和同时代作家的书写,我们才能理解那个时代的乡村生活与时代精神。现在不仅鲁迅笔下的乡村经验已经过去了,路遥所写的“城乡交叉地带”也已成为历史。为什么“城乡交叉地带”这个术语似乎只属于路遥?因为在路遥之后,伴随着大规模农民进城打工,更多的“交叉”不是发生在城乡之间,而是城市内部。从《平凡的世界》所写的1985年,到现在已经35年。在这过程中,中国特别是中国乡村又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在文学中却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书写和呈现。


近年来开展的脱贫攻坚行动,对于当代中国乡村来说,或许是相对于以往更加巨大、更具根本性的变革。“农村合作化”“包田到户”通过土地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结束了历史上私有制所带来的土地兼并与治乱循环,奠定了新中国土地制度的基础;“进城打工”解决了农民的迁徙自由,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工厂,为我国建设制造业大国提供了保障;新世纪之后为解决“三农问题”所采取的取消农业税、实施新农合等措施,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但与“脱贫攻坚”相比,这些政策措施所解决的是基础性或枝节性问题,而“脱贫攻坚”所要解决的则是根本性问题——也就是贫困问题。以精准脱贫的方式直接面对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人,这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新战略。


在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我们以前所熟悉的乡村将会变得越来越陌生,我们以往所形成的乡村经验将会越来越“过时”,但这是我们所乐于见到的——可以说这是“共同富裕”改革理想和“小康社会”民族理想的初步实现。没有历史感就没有现实感,那些“过时”的经验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清醒地认识当前的现实及其变化。从鲁迅到柳青,中国革命为乡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柳青到路遥,改革开放也为乡村带来了巨大变化。现在我们正置身于另一个伟大的社会巨变之中,但如何观察、思考、记录这一社会巨变,也对当代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突破旧有的思维惯性和知识框架,重新认识和熟悉乡村生活,我们要像鲁迅写阿Q和闰土一样,要像柳青写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一样,要像路遥写孙少平和孙少安一样,深入到时代深处,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塑造出饱满生动的人物形象,描绘出时代变革的宏伟画面,为未来的历史留下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经验、情感与精神。


《光明日报》(2020年07月31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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