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集结创作：集中“优势兵力”，高质量打造精品力作 | 长报道

时间：2020.09.17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作者：中国电影报

文｜赵丽

编辑｜猫叔

“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

继2019年国庆节档7位导演联合创作的《我和我的祖国》上映并取得两个效益双丰收之后，今年国庆节档即将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采取同样方式，由5组导演共同打造。此外正在紧张拍摄的《金刚川》，也是由管虎、郭帆、路阳3位导演共同创作。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值得一提的是，《我和我的家乡》与《金刚川》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之下紧急创作摄制的，充分体现了电影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献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以及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70周年献上厚礼。

去年国庆期间，一部受到全民追捧的献礼大片《我和我的祖国》，采用多位导演联合创作的方式，以丰富多样的人物类型、温暖深情的故事讲述，唤起了无数观众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记忆，创造了流量与能量兼备、口味与口碑俱佳、叫好与叫座双赢的积极效应。该片以31.7亿元的票房佳绩，成功点燃了国庆档期，树立了新时代主流影片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范例。

将于今年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多位导演联合创作的模式。同样，目前正在紧张拍摄的《金刚川》也由管虎、郭帆、路阳共同执导。

对于近来多部电影采用多位导演联合创作的模式，诸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等，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这种创作模式跟我们国家的重大节庆点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在重大节庆点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机，为这样的创作模式提供了一个支撑。”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表示，联合创作的方式是电影史上比较重要的手段，也是比较经典的创作方式。在特定的时候，往往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大多都由著名创作者共同经营，对观众有天然的诱惑力。主旋律电影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对电影史上“集锦片”概念的借鉴和优化，对吸引不同层面的电影观众非常有效，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特殊节点催生出的“创作风潮”

多位导演联合创作一部电影，由来已久。

1991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大决战》三部曲就是采用多位导演联合创作的方式。《大决战》系列影片的创作可以说是“倾全厂之力”，动用上万军人，拍摄地区涉及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50多个市、县、区，北起黑龙江哈尔滨，南至浙江奉化，西至黄河河套，东至渤海之滨，参拍群众达十余万人次。

《大决战》人物之多、事件之繁，场面规模之大，是在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的影片创作中罕见的。其中，《辽沈战役》为了表现辽西会战的分割包围的宏大场面，摄制组组织了一万六千余人的部队投入拍摄。摄制组找到了一块近三平方公里有起伏的开阔地，并安排一个营的战士在摄制组拍摄时到四周警戒。因为摄制组在这块场地上要布置六千个炸点、五百辆汽车，其中除了五十辆道具车，有一百辆是买的报废车，车体很像美国的道吉车，正好用来置于贴近镜头的画面第一层，可以任意烧、任意炸。有三百多辆部队的装备车置于后景。另有二十多辆坦克、三十多门火炮、一百多匹战马。从设计到拍摄前，各个创作部门包括制片、烟火、美工、化服道的准备工作量极大，仅在现场布置、排练到实拍，就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由此可见，该片的创作难度之大。采用多位导演联合创作的方式也不难理解。

“三部曲”中，《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于1991年上映，《平津战役》于次年上映。《辽沈战役》由李俊、杨光远执导，是《大决战》三部曲的第一部，为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献礼作品。《淮海战役》由李俊、蔡继渭、韦廉、杨光远、景慕逵、翟俊杰执导，《平津战役》由李俊、韦廉联合创作。《大决战》三部曲是中国战争电影的一座丰碑，精彩程度不言而喻。《大决战》系列中几个长镜头气势十足，波澜壮阔。从细节上说，国共双方的将领从镜头上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如粟裕的大将风范、杜聿明的无奈、邱清泉的跋扈等，都在影片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18年之后的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献礼片《建国大业》在国庆前夕上映，该片由韩三平、黄建新联合执导，由唐国强、张国立、许晴、刘劲、陈坤、王伍福等主演。一共有172位明星加盟影片《建国大业》，囊括了众多实力演员和知名导演。“明星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他们站在那里，瞬间就能形成无形的气场，与他们扮演的历史人物相契合。”黄建新表示，虽然戏份不多，但这些知名演员们个个都很认真、很敬业。比如姜文扮演毛人凤，只有一场戏，进组时却捧来厚厚一沓资料；陈道明的戏份虽少，但看了十几本历史文献资料书籍；为了让自己的外形像蒋介石，张国立每天只吃一顿饭，饿得头昏眼花，用了半个月时间从146斤瘦到135斤。

拥有超豪华的演员阵容的《建国大业》，一出场就非常强势，轻松完成“托举”秋季电影市场的重任，以4.2亿元票房创下国产影片市场新高。

两年之后，延续导演联合创作的《建党伟业》上映。该片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而制作的献礼影片，由韩三平、黄建新执导（海外部分由李少红执导，五四时期部分由陆川执导，战争场面由沈东执导），刘烨、陈坤、张嘉译、冯远征等108位知名演员出演。电影再现了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重温了老一辈革命先烈们为了解救人民与水火之中，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和民族，历尽千难万险和不懈抗争，终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艰辛历程。

2015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抗战影片《百团大战》，由宁海强、张玉中执导，陶泽如、刘之冰、唐国强等主演。该片是为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再现抗战时期重点战役而拍摄的影片。这部影片不论将领还是战士、老兵还是新兵、男性还是女性，人物魅力和神采皆来自活泼泼的真实感。彭德怀、左权等指挥将领睿智果敢，几个富有人情味的小道具让人物形象更立体、有温度。战争片的类型元素让电影《百团大战》抵达“好看”的观赏层面，这群充满真实感的英雄群像则让电影实现了“走心”的沟通功能。最终该片也取得超4亿的票房。

去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创作的重大题材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于国庆档期上映，该片由陈凯歌担任总导演，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联合执导。经过两次“题材认领会”，七个导演自己做主建立了七个团队，而不是七个导演一个团队，该片总制片人黄建新表示，“这就是要充分保证导演自我风格的呈现和创作独立性。”

七位导演从50后横跨到85后，显示出中国电影人的代际传承。黄建新说，“我们每一代导演都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逐渐成长的，传承关系一直存在，这才构成了中国电影不同于其他国家电影的艺术风格、艺术倾向和民族心理的刻画方式。每一个导演也有微妙的角度区别，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倾向。”

七位导演分别取材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祖国经历的无数个历史性经典瞬间进行创作和拍摄，涉及《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七个部分。《我和我的祖国》振奋感动了无数观众，最终斩获31.7亿票房，荣登国庆档票房冠军、2019年度票房第四名。

从1959年《五朵金花》等开启献礼片创作，经历了1989年《开国大典》讲述伟人平凡生活的尝试，还有2009年《建国大业》用明星和类型进行商业化包装的策略后，市场越发清晰地认识到只有质量过硬的作品才能经得起考验。《我和我的祖国》，可以看作是献礼片的新时代，是对“重工业电影”的进一步实践。在饶曙光看来，《我和我的祖国》创作人员体现出来的工匠精神，已经在为献礼片打样。

从导演构成来看，饶曙光认为，不仅仅是聚集了老中青三代实力导演，更是因为这些导演力量对于电影市场的摸索，让影片在保有一致情感和思想的“主旋律”中有了“多声部”协奏带来的精彩。这正恰如电影理论家、美学家钟惦棐提到过的：“用和弦代替单音，在电影题材内容上，样式及片种上，从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甚至渴求。”

在影迷郑先生看来，《我和我的祖国》像是“集锦”，能品到不同的口味，导演特色导演风格也不尽相同。而这也正是吸引郑先生走进影院的一大因素。对于，“祖国”的姊妹篇“家乡”，郑先生也非常期待。

《我和我的祖国》优异的票房与口碑表现也令同系列接棒力作《我和我的家乡》备受关注。“家乡”不仅延用多位导演联合创作的模式，还延用“祖国”的单元片方式，将以细腻的手法唤起全民心底最深处的共情。

《我和我的家乡》从不同地域切入，用喜剧方式讲述我们与家乡之间的黏稠情感。影片由五部短片构成，徐峥、宁浩、闫飞和彭大魔、邓超和俞白眉、陈思诚五组人员构成导演阵容。

目前，正在紧张制作的《金刚川》也采取导演集结的方式。对此，饶曙光表示“非常期待”，因为导演集结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视点，从三方释放的视点来看待一场战役，对于观众来讲，有很多的揭秘的意义在里面，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视角来观察这场战役。

在李道新看来，联合创作的方式是电影史上比较重要的手段，也是比较经典的创作方式。在特定的时候，往往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大多都由著名创作者共同经营，对观众有天然的诱惑力。主旋律电影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对电影史上“集锦片”概念的借鉴和优化，对吸引不同层面的电影观众非常有效，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主流影片尤其重大题材献礼影片的市场成功，有赖于一批电影领军人才，也有赖于我国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可以进行优化组合，克服分散、低效、重复的弊端。

横向联合与纵向联合并行

“单元化”创作是进一步创新

梳理近年来上映影片的片单发现，导演联合创作的方式并不鲜见。据本报不完全统计，自2009年以来，由两位及两位以上导演联合创作的票房过亿影片就达40余部，比如《我和我的祖国》《西虹市首富》《羞羞的铁拳》《夏洛特烦恼》《无双》《澳门风云3》《银河补习班》《寒战2》《分手大师》《情圣》《建党伟业》《建国大业》《半个喜剧》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梁君健把联合创作分为“横向联合创作”和“纵向联合创作”两种方式。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百团大战》《金刚川》《听风者》《分手大师》《西虹市首富》等影片，由两位甚至更多导演一起创作，主要针对的是同样的故事，导演有不同的分工。而这方式中，其中不乏导演拍档组合，比如众人熟知的邓超、俞白眉，闫非、彭大魔，麦兆辉、庄文强等。

另一种就是横向联合创作，例如《恋爱中的城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这类联合创作，每个导演独立负责一个独立的段落。

这种方式采用“单元化”创作，故事之间在创作上或拍摄上相对独立，但表达的主旨核心是一致的。

梁君健认为，横向联合创作优势很明显，有很多导演、演员资源，市场号召力增强，主要针对统一的主题，不同导演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寻找小故事来呼应主题，提供了拼盘式的特殊观影效果。

在梁君健看来，这种“单元化”的联合创作，不同导演之间风格的差异性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很多时候，不一定要解决不同风格和差异，差异反而会成为观众观影的动力，比如《我和我的祖国》，大家更愿意去看不同风格导演对同一主题的风格化叙述，大家也会在不同风格之间进行比较。”

“正是这样的风格差异，形成了这类电影的风格和必看性，提供不同的欣赏愉悦感。”梁君健说。

联合导演“单元化”创作的方式，之所以能得以延续，在饶曙光看来，很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重大节庆点，观众愿意接受这种方式。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这样的创作方式与当下网络时代注意力经济的观影方式有关联，短视频的盛行让观众对9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电影缺乏更多的观影耐力，”在这种情况下，集锦式的拼盘电影也正好适合年轻人的“胃口”，李道新认为，集锦片把故事的长度进行了截取，也符合当下电影发展的特定状况。集锦片在不同个性和风格之间，不一定要保持一致，有的时候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反而更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风格的差异是集锦片非常重要的魅力。

梁君健表示，总体上来讲，联合创作是一种慢慢开始、逐渐成熟的创作形态，也呼应了当下短视频、碎片化的观影习惯。但是作为一部院线电影，如何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这是对创作者的一个挑战。如何让观众摆脱看“短片”的心理，真正把它当做完整的电影艺术品去欣赏，这是需要更多的探索和验证的。

十年间过亿联合创作影片超40部

从2009年至2019年，十年间导演联合创作的影片中，票房过亿的就达40余部。其中《我和我的祖国》票房31.7亿元，《西虹市首富》25.5亿元，《羞羞的铁拳》22.1亿元，《夏洛特烦恼》14.5亿元，《无双》12.7亿元，仅这5部影片，总票房就已超百亿元。

而近几年，导演联合创作已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在这40余部过亿的联合作品，2017年有3部，2018年4部，2019年7部。

为什么会呈现这种趋势？

很显然，观众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方式。

影迷郑先生认为，联合导演，有的是一个大主题，分成几个短片，比如《我和我的祖国》这种，更适合当下的年轻人，可以品味不同的导演风格；而另一种是同一故事的长片，几位导演联合创作，“我个人更喜欢这一种，毕竟故事情节更完整。”

而以上数据也证明，导演联合创作，是电影成功的手法之一。饶曙光认为，这样一种联合性的创作方式，有它的优点，在重大的节庆点也有这种目标和观众群体，所以也能发挥一定的优势。

这种联合创作的主旋律作品一般都是重大时间节点、重大事件催生的产物。而时间紧、任务重，也是这些作品创作中面临的困难。在面临重大题材时，博纳影业创始人、董事长于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一位导演拍摄有困难，我们就请两位导演、甚至三位导演，努力用最好的资源搭建创作团队。”

而位于祖国西北角的天山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也多采用联合导演的创作模式，一是为了传承、培养年轻力量，二是为取长补短、强强联手，比如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远去的牧歌》，由阿迪夏·夏热合曼、周军两位导演执导，《昆仑兄弟》由阿不都克力木·阿不力孜、姜宏执导，《歌声的翅膀》由高黄刚、阿不都克力木·阿不力孜执导……

正是出于保证优质创作的考虑，才能发动一群优质的导演共同投入到一个项目的创作中。

此外，除了重大时间节点、重大事件外，还有电影节也会孵化出很多联合导演作品。电影节，旨在推动电影艺术发展，提高电影艺术水准，奖励有价值、有创造性的优秀电影作品，促进电影工作者之间的交往和合作。因此，在一些重大电影节上，也会孕育出导演联合创作的作品，促进各国电影人的交流与合作。

于2015年上映的《恋爱中的城市》，它的产生就与电影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片的六位青年导演甄选自上海电影节“2014华语新导演计划”电影大师班，代表了中国电影未来潜力的新锐力量。香港导演关锦鹏、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等亲自全程监制，从剧本、拍摄、后期制作等各环节提供全程指导。影片围绕爱情展开，片中5个小故事都各自成章，最终取得了5000多万的票房成绩。

比如《时间去哪儿了》就是一部首次由五个“金砖国家”的电影导演共同合作而成的集锦长片，本片汇聚五位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的电影导演，以“不忘初心”的态度，分别以“时间去哪儿了”为主题拍摄一部电影短片，以自己的独特视角，讲述出自己对时间和情感的不同理解。

第二部金砖国家合作影片《半边天》，由中国导演贾樟柯监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国五位导演共同执导。这部影片围绕“女性”这一主题，一起拍摄、制作一部影片，这在国际合作的文化领域走出了一大步。同时，通过影片展示的社会现象，大家可以了解彼此国家的状况，促进更多领域的合作。

这样的创作模式，极大发挥了主创团队的能量，有助于形成追求卓越的创作氛围，为优质影视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联合创作自然有联合创作优势，但也要注意克服其局限性。电影是工业化的艺术，也是讲故事的艺术。它的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导演的个性、导演的气质、导演的风格和导演的表达，对一部影片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重要影响。因此，在饶曙光看来，还是要充分的尊重和释放导演的创作空间和想象空间。“题材本身提供了一些视点、一些空间，有的题材适合于这种几个导演结合性创作，但是有的题材就不适合，不能一概而论，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终归根到底，还是要尊重题材尊重导演尊重创作人员的个性，给他们提供更具有张力的创作空间，“而且在电影史上的一些经典电影，都是导演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反反复复的酝酿与孕育，那么我们也要给导演提供更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保证他们有更丰富的这种想象力，尽可能避免短时间内的这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这样一种方式。”

导演联合创作，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集合导演的“优势兵力”的方式。当然，除此之外，电影行业集中优势力量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团结行业内的专业力量，提升电影各个环节的专业度，不同环节最具专业性的队伍捏合在一起，再比如集合发行的优势力量，为不同影片设置独特的营销渠道等。

对于未来可能采取此种模式进行的抗疫题材影片创作，业界专家建议要统筹把握好，不要“一窝蜂”，因为面对这样一场疫情灾难，人们的心理需要调适，牺牲烈士和病亡者的家属以及患病者还在悲伤之中，我们还是要多沉淀、多思考、多积累，这样才能做更有分量、更加动人的书写。另外一定要把握好格调、掌握好基调、保障好质量，多弘扬正能量，多讲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生动故事，确保出精品、有影响，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链接：《我和我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