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痛，不该只有姑娘懂
堕胎问题在全世界争议不断。
一些宗教典籍明确禁止堕胎，还有一些虽未明说，却被后人解读发展出类似观点；
各国法律为了胎儿能否算作一个独立的人，享受相应的生命权，
而母亲的权利又置于何地，争执不休。
哪怕是被强奸而怀孕的妇女，在一些地区也无法合法堕胎。
电影中，堕胎的故事因为这些争议而抹上了更加残酷的色彩。
当人们为胎儿能否享有生命权而相执不下，
一些已经经历过十几年或几十年人生，
毫无疑问应该有权掌握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命运的女性，
却发现自己不得不为非自愿的怀孕单方面付出代价。
[四月三周两天]与[从不，很少，有时，总是]都讲述堕胎，也都是女性故事。
她们拒绝为此付出人生永久改变的代价，却发现，堕胎也阻力重重。
[四月三周两天]发生在1980年代的罗马尼亚。
当时的执政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认为：
如果罗马尼亚的人口更多，农业乃至经济发展都将会更快。
在这个逻辑下，堕胎是被法律禁止的。
意外怀孕而又不想为此失去人生的女性，只能寻求非法渠道堕胎。
[四月三周两天]足够大胆，没有交代时代背景，便开始了堕胎的故事。
相比之下，[从不，很少，有时，总是]踌躇片刻，以一个女孩成长过程中常遭受的恶意桥段开场——
女孩奥秋在台上唱歌，那种挣扎着寻求自我的歌，
而台下，一个男孩坏笑着，当着众人的面大叫“荡妇”。
女性所遭受的细小恶意，先于堕胎这个更大的苦难事件呈现在观众眼前，
女性生存困难的社会土壤，先露出一角。
这个故事发生在现代美国。
美国各州的法律，对堕胎的规定并不相同。
影片中对这个背景也先进行了交代。
奥秋搜索“宾夕法尼亚州18岁以下堕胎”，得知未成年必须经由家长同意，才能堕胎。
为了不惊动家人，她只能前往纽约。
旅程就此开始。
01
女性共情故事
这两段旅程，都是女性互相陪伴。
女性共情，也因此成了故事的子题之一。
女性共情，这几乎是在诉说这样的性别问题、身体问题、堕胎问题时，不得不涉及的领域。
即便人类拼了命地相互理解，一个残酷的事实是：
只有需要承担相同的风险，付出相同的代价，才有可能对女性处境“感同身受”。
希特曼([从不，很少，有时，总是]导演)做前期调查时，在一些互助机构听到这样的问题：
伴侣曾违背你的意愿发生性关系吗？
伴侣曾经要求不做避孕措施发生性关系吗？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选一个作回答吧。
不必感受心跳在腹腔，
不必承受身体乃至人生永远发生改变的恐惧，
不必离那种血肉分离那么直接那么近，
便有轻飘的侥幸心理滋生的余地。
而在怀孕风险、堕胎危机面前，
几乎只有女性间共命运般的理解，
是不需任何复杂思考过程，不需任何后天教育，也没有任何门槛的。
近乎一种动人的身体反射。
在两部影片中，两个姑娘都结成了紧密的联盟。
只有女伴，在堕胎手术结束后，关心的问题是，你感觉还好吗？她们看重对方的感觉。
毫不夸张地讲，影片在她们周遭建立了一个理解空间上的结界。
其他一切人，都无法进入。
外人因为不能体察她们的处境或至少不能深切地感同身受。
随之的所作所为，都显得残酷、蛮横、或愚蠢。
[四月三周两天]里，奥蒂莉亚订酒店而屡屡受挫。
前台只是冷脸表示，没有预订记录，没有房间了。
甚至怀疑她们根本没有预订，可转而对同事说话便堆起暧昧的笑容。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里，则是本地的医护援助人员。
在得知奥秋有堕胎的念头时，便皮笑肉不笑地说着“很多夫妻想有孩子却不能生育”、“堕胎便是杀死了一个孩子”之类的话。
甚至放出类似的耸动教育片，不啻为恐吓。
而两个女孩，彼此有不必说的默契。
奥蒂莉亚为了嘉碧塔能顺利做成堕胎手术，虽愤怒但无奈接受了医生的性要求；
在与男友的对话中，奥蒂莉亚质问，如果怀孕的是我，你会怎么办？
她得出的结论是，至少嘉碧塔会在。
这份因同理心而生的信任感，在[从不，很少，有时，总是]里，
表现为斯盖拉在得知奥秋怀孕后，
没有开口问任何详细情况，也不问孩子的生父是谁，只是立刻决定凑钱、
向老板请假，一起去纽约打胎。
这份共情已经足够令一个女性，尤其是奥秋的表亲意识到：
那颗小小的精子来自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奥秋这个“人”，是奥秋的未来。
另一个与奥蒂莉亚付出身体堪称平行的设计，是为了筹得路费，斯盖拉打电话，约出路上对自己示好的陌生男孩。
一个是付出身体，一个是付出吻。
而被男孩有意支开的奥秋，慌张吃力地找到角落里的他们，
在男孩忘情的吻中，悄悄把手伸上前，抓住斯盖拉的手，继而勾住她的小指。
没有人说话，镜头在斯盖拉不敢轻举妄动的表情、女孩们无言却悄悄相牵的手中切换。
并不是很有力而难以分开的牵手，但已经是一句“别怕，我在”。
这句无声宣言，脆弱得经不起现实任何粗暴对待。
如果男孩和[四月三周两天]里的男医生一样，善于利用女孩们的困境，强硬地为自己谋得身体上的好处，女孩联盟又哪里有一点反抗的余地呢？
但陪着对方一起的决心，却又是此刻最强大的东西。
02
受害者与幸存者
尽管都是两个女孩启程的故事，但两部电影，关注的对象并不同。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的主角是奥秋。
意外怀孕的少女，这个堕胎故事的第一当事人。
而怀孕的嘉碧塔在另一个故事中，只是第二主角。
四处奔忙的主角，是她的室友奥蒂莉亚。
嘉碧塔本人，在影片的大半程里，几乎完全是一个乱了方寸，柔弱无助的形象。
她似乎比奥秋，更符合人们对“受害者”的惯常想象。
堕胎医生要求她亲自出面，她却畏缩，
让奥蒂莉亚代她去，并要她谎称是亲戚；
奥蒂莉亚被迫出卖身体，她慌得躲到门外抽烟；
当流产完成，血淋淋的胚胎落在地上，
她又是崩溃地要奥蒂莉亚帮自己处理这个胎儿。
奥蒂莉亚成了被全身心依赖的那个，成了在第一线直面所有问题的人。
作为一个还不需直接承受流产之痛，却又必须解决所有问题的女性。
她的视角，既现实，又有隔着一层的冷静。
奥秋还是未成年人，她的应对，却比嘉碧塔成熟得多。
尽管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她只能靠自己。
她不仅主动做出堕胎的决定，也主动选择去纽约州。
从头到尾，“拿回身体主导权”，是她在影片里行动的最好诠释。
在检测确认自己怀孕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情——
用别针给自己穿了一个鼻环。
在男孩亲吻斯盖拉时，她伸出手握住斯盖拉的手。
同样是用这种触碰，宣告女性掌控自己的身体。
这种对身体的掌控愿望，奥蒂莉亚表现得同样强烈。
在[四月三周两天]里，她被医生性侵后，来到浴室冲洗下身，不言不语，拿一种被狗咬了的态度面对这一切。
镜头长久对准她的背影，这具身体凝滞住，思考着，自我净化着。
奥秋的举动，具象化了那一句口号：
“我不是受害者，我是幸存者。”
影片开头她对嘲笑她“荡妇”的男孩，也毫不客气，一杯凉水浇头，恶狠狠地回击。
当然，受害者和幸存者，都只是相对而言。
奥秋和嘉碧塔，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幸存者。
在很长时间里，美国电影将堕胎者描绘为恶棍，或是让堕胎无法成功。
如1916年的[吾孩何方？]，1934年的[白衣人]。
到21世纪，[朱诺]、[一夜大肚]虽观念进步，却也把意外怀孕与堕胎，美化为不现实的童话。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从[四月三周两天]里沿袭的，是把关注点重新移回到这些真实的女性身上，还原她们受害者与幸存者的双重身份。
她们不好不坏，受了伤害，但多少也有些勇敢。
03
琐碎的困境
女性故事难拍。
因为要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任何“女性”的话，几乎没有“故事”可言。
且看[让娜·迪尔曼]，漫长的三小时里，她机械地操持家务。
用仿佛到要削到天荒地老的土豆，折磨观众的神经。
以期能让感受到一点点她难耐的平庸、痛苦的枯燥。
“女性故事”或“堕胎故事”，都是伪命题。
堕胎又会有多么惊天动地风起云涌的故事呢？
[四月三周两天]或[从不，很少，有时，总是]，
都是将这段堕胎旅程上一切鸡零狗碎的繁琐，
所有令人失了方寸的碰壁，一一记录下来。
无论从现实还是艺术而论，这是必然的选择——
只有那种琐碎，才足够接近当事者的焦灼与痛苦。
于是观众可以看到，堕胎并非一个行云流水的标准化医疗过程。
而是无数一地鸡毛的手续，是在各方来回打转，似乎永远难以推进的程序。
奥蒂莉亚从牙膏、肥皂、卫生巾开始准备，一场两天的旅程好像要一去不回；
她在不同的酒店里穿梭，来回说着车轱辘话，小心隐瞒目的，又苦苦哀求着。
来回打电话、凑钱，找一间可以用来堕胎的房间；
与堕胎医生的讨价还价，更是令人难以喘息的胶着。
处于优势一方的男医生抓住了她们预算有限又境况难堪的弱点。
房钱已付，无力找另一个时间另一个人来进行手术。
这个男人扮做自己最为难、无端冒着法律风险的样子，来回以语言施压。
在困境中的两个姑娘，根本难以招架。
至于奥秋，一位未成年少女，更是因堕胎提前面对了成人世界种种折磨人的程序。
在本地医护援助机构里，工作人员露出亲切友好的笑容，
却播放着堕胎即杀人的影像，整个过程宛若一部恐怖电影。
而在纽约的奔走，更是无头苍蝇般的打转。
手持镜头跟随她们，不厌其烦地来回播放着两人提着大行李箱，在陌生街头吃力而又茫然地走着。
不知哪里是方向，哪里是终点，每一次安检，每一次合力抬起箱子，费劲上下台阶，都没被遗漏。
而终于不再动荡的固定镜头里，
她们得到的是医护人员虽耐心却并不令人鼓舞的回答：
必须重新检测，手术只能明天安排。
最不堪忍受却又必经的流程，被用作了[从不，很少，有时，总是]的标题。
如同导演希特曼在现实中所见，医护人员询问着奥秋关于性经验的问题：
从曾有过的性伴侣数量，
到“你的性伴侣是否打过你或扇你耳光，或有过其他任何身体上的伤害”、
“你的性伴侣是否强迫你发生过性行为”，
如同法庭问答，奥秋只能以“从不，很少，有时，总是”四个选项作答。
尽管不需要任何详细的描述，
但仅仅是这样的问题，
就足以唤起奥秋回避的眼神，压抑的啜泣。
或者更因为这问答是封闭式的、不需提供任何细节的。
暴力就是暴力本身，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才脱下了厚厚的伪装。
那些暴力画面和感受只能够被关在奥秋脑海中，又异常清晰。
能说出口的只有两个字。
如果能辩解，她或许还能合理化一些细节，说服自己：
她不是受害者，当时或许也两厢情愿，或许有一些误会。
可她只能给出定性的回答，这回答狠狠揭开她的伤口。
奥秋的特写长久停留在画面中，镜头像这问答本身一样，避无可避。
这无法快进，必须直面的一道道流程令人难以忍受了吗？
难耐本来就是堕胎故事的题中之义。
04
密集的暴力
尽管两部电影都以巨细靡遗的琐碎，模拟堕胎旅程漫长的折磨。
但琐碎与日常感，不意味着其中没有暴力。
暴力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充斥在女性生活中。
无论是当众的一句“荡妇”羞辱，
还是空荡地铁里男人暧昧不明地望着女孩，同时猥亵地将手伸进了裤裆的情景，
都细细密密地编织成天罗地网，束缚、损毁着女性的自尊与人格。
那种玩味的眼神下，女性被矮化成了一种物，
自我怀疑随之而生，并被一次次地强化。
两部电影都选择了不回避堕胎的过程。
尽管它们都没有交代，孩子是怎么来的。
也没有呈现性，更不用说直接出现性暴力画面。
但作为医学程序的堕胎，却在电影里代替了性暴力、社会结构的暴力，无辜地成为插入女性身体的异物。
嘉碧塔和奥秋，躺在床或手术台上，两腿张开，动弹不得，
像个任人鱼肉的食材。堕胎本身让她们能够重获自由，但，毕竟是“重获”。
“从不，很少，有时，总是”的问答，也像这堕胎的程序一样，
平静地、科学地复现着曾经发生过的暴力。
它们似乎都在表达，在谈论堕胎问题时，
即便人们可以回避这胎儿是如何缔结的前情，
忽视这受孕过程中的女性意愿。
她们所承受的痛苦，也真实存在，也总会以别的方式再现。
克里斯蒂安·蒙吉更是大胆地在[四月三周两天]里，呈现了被流产的胎儿。
虽然还是个四月三周两天大的胚胎，
但已经有了人参娃娃一般隐约的人形。
他就那么裹在带血的毛巾里，待在地上。
镜头无情地特写着，女性所承受的暴力，
又通过这个血淋淋的胚胎，转化成视觉暴力冲击着观众。
有发行商要求蒙吉删除堕胎和胚胎的画面。
却被他断然拒绝：“从刚开始创作时，这些画面就必须在故事里。”
而对于这个胚胎，堕胎医生的意见是：
“别把胎儿扔在坐便器里，会堵住下水道的，
不管是‘整块’的还是‘碎块’的，都不行；
也别埋在狗能闻到的地方；
我的建议是，仔细包好，坐公交车走，找一栋高楼，到十层楼，把它从垃圾口扔下去。”
这个胚胎在他眼中，俨然是一个非法堕胎的“证据”，需要被销毁。
而不是被埋葬、被哀悼。
而把他当做生命去看待的，却还是这两个女人。
嘉碧塔死死地盯着包裹胎儿的奥蒂莉亚，恳求她：“你能不能把他埋在土里？”
两个堕胎故事，在经历一系列琐碎难耐的暴力后，最终都以复归平静作为结局。
奥蒂莉亚和嘉碧塔坐在酒店餐厅里吃饭，约定再也不提起这一回的遭遇。
而奥秋和斯盖拉也简单吃了点东西，坐上了回程的车。
一切仿佛都没有改变，只有踏上旅途的姑娘们，会把这经历铭记一生。
她们的人生已然无可避免地因为这个胎儿改变了，身体、性别、生命的意义从此都不一样了。
但至少，大难不死，人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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