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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语境下,《我的姐姐》完成了一次女性的自我书写

时间:2021.04.09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作者:DataENT数娱


作者:椰子树


“结局是这样,电影的意义是什么?”


“主题先行的宣泄之作。”


“关于女性的议题,在艰难中层层展开,现实照应进电影又折回现实,真的不容易。”


《我的姐姐》在上映之后,口碑呈两极化分布。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女性题材电影,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充满争议。站在电影本身,它希望吸引观众,站在女性电影的角度,它又需要毁灭快感。这是它与生俱来的困境。


在这样的困境之上,创作者需要在时刻警惕的情况下,完成一次叙述,这件事在任何时候都很艰难。


那么,《我的姐姐》讲的究竟是不是一个好故事,影片的最终意义是呈现还是指导,这类女性电影能否依赖于商业化的语境从而更好地发出更大的声音?这些,是数娱今天试图探讨的议题。


这是不是一个好故事


先说结论:《我的姐姐》算得上是一个好故事。


首先需要提到的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导演、编剧,都是女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会是一部女性特质极其浓厚的电影,也只有这样一群女性创作者,才能够如此细致、尖锐地刨析出赤裸的现实,在知悉这个前提之后,再去分析电影的创作和表达,会更有方向性。


《我的姐姐》中描述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姐姐安然的出生让父母一直希望再生一个儿子,甚至逼迫安然装瘸来获得二胎许可。但直到安然上大学后国家开放二胎,父母才背着安然生下了弟弟。而后为了让安然能够离家近、早点赚钱,父母把她的高考志愿从北京的医药专业改成了省内的护理专业,从那时开始安然与家里的关系僵化。


正当她工作两年后准备脱产学习去北京上研究生时,父母发生车祸双亡,只留下了素未谋面的弟弟,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她应该背负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影片的明线故事是姐姐安然一边准备着去北京上研究生,一边帮弟弟找领养家庭。暗线故事则是安然所需要面对的伦理困境和个人困境。


那么这个故事好在哪儿?


编剧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哪里来”是她关注家庭议题的核心。影片中对于安然诸多切面的描绘,也是在告诉观众,她从哪里来。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创作源头,从而在根本上避免了安然成为“樊胜美式”的人物。


观众所了解到的樊胜美,深受原生家庭的侵害,并且可能终身都摆脱不了。但观众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变,也不知道她曾经面临过什么样的选择。相比于樊胜美这种“结果型人物”而言,安然的形象是更扎实、立体的。影片通过她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情况,对她进行了平缓而细腻的刨析,同时这场刨析下暗含着许多矛盾。


例如你可以看到,所有亲戚都觉得她应该带着弟弟生活。但下一秒,舅舅会为了保护她,冲上来跟人拼命,姑妈会为了她和陌生人在医院门口手脚并用地吵起来。她生活中是有温暖的,但同时她面临的问题也是很具体的,很矛盾,也很现实。


影片还用了许多的手持镜头来拍摄,轻微的手持摇晃,正是真实又不受控制的现实体现。


有些评论说,剧情都是意料之内,什么地方即将煽情了,什么地方该哭了,似乎被电影的这种套路安排的明明白白。


但是,这正是因为电影中写的那些经历是基于受众常识而构建起来的,没有人能说这种意料之内是好还是不好。


除了对外部环境的刻画极其细腻之外,《我的姐姐》中的角色人设,也非常饱满落地。


首先是“姐姐”这个形象,电影里有两个,一个是安然,一个是安然的姑妈。两代姐姐,两种价值观,但又有共通之处,相互对照。


姑妈当年把读书的资格让给了安然的爸爸,后来想去俄罗斯做生意,又因为安然出生了需要人带,于是只能折返。她看似习惯了家里的市井生活,其实内心是不甘的,但她这辈子只能这样了。直到安然的抗争,唤醒了封存已久的另一个姑妈。


有一场戏,两个人坐在一起吃西瓜,安然吃中间最甜的部分,姑妈吃剩下的。这是电影中难得的一场两人共处在一个平衡的画面里,有分享内心和故事的意味。


姑妈回忆起了那些往事,“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一直都是”。但她觉得安然有理由不和她一样,“套娃也不一定要一直套在一起”,她默许了安然放下弟弟去追求自己的人生。那场戏的能量是巨大的,两个代际的女性,一个说,一个听,互相都懂了。


另一个形象是“弟弟”,电影里也有两个,一个是安然的弟弟,一个是安然的舅舅。


他们同样都是被宠爱的弟弟,不可否认,他们是父权社会下的既得利益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也是无形中的“受害者”。


这里要结合着影片整体来说,首先《我的姐姐》不是一部通过强调性别上的二元对立来达到女性表达的电影,这也是说它好的原因之一。


《我的姐姐》原名叫“踢皮球”,寓意着安然的弟弟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片中有段情节是舅舅要收养弟弟,除了一些善意的原因之外,其实也是希望老了之后能有个儿子可以送终。


亲戚们看起来都一边倒的为了家里的这根“苗”而不同意将弟弟送养,但其实没几个人真的在意弟弟的死活。


而舅舅,从小到大是个被宠坏了的大小孩。这让他没有能力担责,成了父权社会下“靠不住”的那类男人。本着“传宗接代”的使命,他有了女儿,且深爱着女儿。


这份即使不靠谱但情真意切的爱对安然来说却是奢侈的。有一场戏是安然对舅舅说,“有时候真希望你就是我的爸爸”,但吊儿郎当的舅舅第一次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态,他知道自己没那个能力。


舅舅是不被女儿所接纳的。他渴望这份亲情,但与生俱来的既得利益者身份让他学不会承担对女儿的责任,因此至今孤身一人,似乎也挺开心。但这种开心,不是真的幸福,他其实也没法从这种困境中逃走。


在数娱看来,这几个人物的刻画,是整个故事的灵魂。


这种细腻和真实让《我的姐姐》变得珍贵,就像一把观点尖锐的刀子放进了丰沛的情感中,暗潮汹涌。


结局是不是烂尾了?


目前《我的姐姐》的电影结局是备受争议的。


数娱可以理解许多女性观众在安然身上理想化的投射,她们愤懑电影这种看似“不痛不痒”且没有解决问题的呈现,她们感到失望,觉得没有看见“令人满意”的电影结局。


但一部女性题材电影,需要怎样才能“令人满意”?


《我的姐姐》将个人困境与伦理困境的探讨作为主线,涵盖了重男轻女、二胎、原生家庭、现代女性等诸多议题,但它不提供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


在导演殷若昕的概念里,她拍这部电影最本原的动力是在于她有一种作为女性的使命感。因为这种使命感,她不想拍出一个完全的乌托邦,亦不想教唆性别对立,她只是极力地呈现真实。


又有声音说了,“《我的姐姐》的结局和前面的表达是割裂的”,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


女性电影需要把太多矛盾的东西放进来呈现给大家看,这是很危险的。


从结局来说,安然牵着弟弟跑出领养人的家庭,跑到了一个明亮的草地,安然第一次在剧里穿了裙子,两个人踢皮球,最后抱在一起,切姐姐痛哭的特写。这是一个虚幻又真实的结局。


安然的内心,两个人物的关系,和前面的每一块都能对上。即使得到了姑妈的支持,即使领养家庭很好,即使她已经卖了房准备飞往北京,但这一刻,家庭羁绊与个人追求,伦理困境与个人困境,仍旧没有得到解决。


形成割裂感的原因在于,电影从得到姑妈支持那场戏开始,再一直往后的情节引导都是安然会放弃弟弟,只身一人去北京,但最后的结局似乎是安然没有去北京,这就显得有些割裂。且,在后半段的引导中,观众渴望“理想结局”的心情已经远远大过了对安然本身、或者说这件事本身的关注。因此这件事即使艰难,但如果安然没有办法做出这个“现代女性”的决定,这部电影则“毫无意义”。


这样的评价是失之偏颇的。


戴锦华在谈到女性电影时说到,当我们承认人类似乎在进步,但性别平等却并没有真正实现的时候,怎么在沾了铜臭味的电影工业当中完成女性叙述?一个最不可深究的东西是情节,一个最不可确认的东西是叙事逻辑,或者说支撑叙事逻辑的现实幻觉是最不可追问的,一旦追问影片就坍塌了。情节是什么?情节是因果链条。支撑因果链条,使因果链条成为可信的是什么?是常识系统。支撑常识系统的是什么?是主流意识形态。


因此,一部女性电影不可能拥有一个让观众都接受的、天衣无缝的情节。电影站在困境和矛盾的沟壑之上,完成了某种女性自我的叙述与书写。且不论是否完美,都已经相当不容易。


就像编剧游晓颖说的那样,这“不是要指导任何人的生活”。“姐姐”最后应该如何选择,是属于每个个体的事。


结局就是每个人看到的那样。


女性题材电影获得主流认可了?


女性题材电影,从最初的极小众,走到了今天将近5亿的商业票房。并且,还有更多这类题材正在涌现。


如果说纯粹的女性主义电影,并不被市场所接受,现在似乎有一种类型杂糅的女性题材电影正在出现。


以前的《嘉年华》、《相爱相亲》都是关注女性困境的好作品,但它们没有被更广阔的受众所看见,声音势必微弱。但《我的姐姐》将青春、家庭伦理等诸多元素囊括进了这个题材,用了拥有一定主流认知度的实力演员,遂将女性困境推到了更广阔的受众面前,这是商业化语境带来的优势。


另一面,正如批判《我的姐姐》的那批受众说的,“浮于表面而又缺乏真诚”是在更多的这类电影涌现之前需要警惕的。


诸多女性题材与现实主义的紧密结合,意味着这个空间是很广大的。找准共情,认真关注女性困境,未来或许中小体量的女性题材电影,成为黑马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即将上映的《世间有她》,以及未来更多此类电影的出现,或许可以验证这一点。


总之,可喜的是,中国电影在喜剧、主旋律等题材类型泛滥同质之后,开始涌现女性题材等创作新方向,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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