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怎样才是饭圈应援的正确姿势？
作者：众乐乐娱乐法
最近，腾讯视频主办的真人选秀节目《创造营2021》正式落下帷幕，11位选秀成员最终在成团夜以“INTO1”之名成团出道。
一直和腾讯视频相爱相杀的爱奇艺也在同一时间播出同类型青年选秀综艺节目《青春有你》，该节目已连续举办三年，受到无数年轻人的喜爱与追捧，这些年轻人自称为选秀人，通过投票助力心仪选手出道是每一个选秀人的心愿，这就是所谓的饭圈打投。最近因投票方式引发浪费问题而饱受争议的《青春有你3》让饭圈打投、应援问题再次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应援”一词作为粉圈用语，最初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日韩娱乐圈，是指粉丝通过统一服装、拉横幅、举灯牌、租用餐车、租用商场大屏等方式配合艺人活动，或者直接以场外出资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的爱豆，用以突出艺人的影响力、让其拥有“排面”的一种活动，然而这样的一场排面活动中往往涉及大量资金的募集。
粉圈有这样一句话，：“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在这场用金钱与爱意搭筑起的追星狂欢中，在这样大量资金募集流动中，法律风险也随之而来。不少明星后援会就因资金用途不明确，而受到个人粉丝的质疑：“我的钱去哪了？”在这样的一场大量资金募集流动活动中，后援会、粉丝、平台扮演着重要角色。接下来我们就从后援会、粉丝、平台三个角度出发一起讨论讨论这一次次资金募集背后的法律风险。
一、后援会
01 后援会属于社会团体组织吗？
粉丝后援会是由粉丝自行组织而成，从结构和运营目的来看它似乎是一种社会团体，但它却不似一般社会团体一样进行登记注册。那又该如何为其在法律上找到归宿呢？一般而言，粉丝后援会由粉丝自行组织而成，尽管艺人团队可能私下与大规模的后援会有所联系，但实际上艺人团队仅仅在后援会运营出现严重问题、影响到艺人声誉时才有可能会公开出面，在短期内临时接管后援会管理。这么看来，后援会是一种极度松散的组织，显然不具备法人资格。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非法人组织是指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通常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其设立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登记。而明星后援会首先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次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法律行为，并且其的设立一般也无登记、批准等程序，故而根据现有法律框架进行定性时，只能将其视为“自然人”。
02 后援会募集资金行为是否合法？
后援会的力量让人不容小觑，曾经一位艺人的后援会号召粉丝打投，目标金额十万元，但短短几天内便筹集到五十万余元，金额之大、速度之快令人震惊，这不禁让我们质疑：这样的大范围大金额的资金募集是否合法呢？如果非法的话，岂不是构成非法集资？
其实不然，后援会筹资行为一般而言并不会构成刑法意义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因为上述犯罪行为通常是出现在金融领域的资金募集行为，其侵害的法益是除了个人的财产权益外，还侵害了国家金融秩序，同时其往往伴随着向不特定公众承诺高额回报、返利、投资保本等话术，本质上利用的是普通民众在投资理财时错误的风险观念。而后援会集资，其一，其筹资对象为粉圈内追星群体，不同艺人的粉丝群体的封闭性不同，譬如流量明星的粉群一般会呈现出活跃度高、分布广、人数多等特征，而艺人的CP粉则往往会“圈地自萌”，与其他粉丝群体交流少，较为封闭，故而，后援会筹资是否满足“面向不特定群体”条件是存疑的。其二，不论是举灯牌做手幅、给节目工作人员送礼求照顾，还是公益类应援，后援会集资的本质目的在于展示艺人影响力、塑造或维持艺人的良好形象，且后援会筹集粉丝资金后不会再予返还，更不可能还本付息，故而不论从主观目的还是客观行为，都不符合非法集资类罪名的构成要件。应援筹款和非法集资有本质上的区别。
不过，即便不太可能因集资行为本身而入罪，但后援会很可能会因其他行为而触犯到《刑法》的红线。权志龙、赖冠霖等艺人的粉丝后援会或粉丝站均曾出现过后援会成员集资后卷款逃走的情况。所以说当后援会出现个人卷走粉丝集资费用的情况时，其就可能因为构成《刑法》第二百七十条所规定的侵占罪。艺人白敬亭的某粉丝站曾就以出售周边为由收取粉丝预付款之后直接“跑路”，类似于这种从创建集资项目开始便没有打算兑现相关承诺的，则可能构成诈骗罪。或许涉事金额不足以入刑，但是后援会违背粉丝意愿使用财物的行为也当然不具备正当性。再比如曾经有博主在微博上揭露后援会“财富密码”，即后援会中的“大粉”把筹集来的钱款放在自己余额宝或是零钱通账户里，由于本金较大，每日利息收入也较为可观。他们往往认为这种行为不涉及违法，但事实上利息属于法定孳息，对利息的占有与擅用钱款同样构成不当得利。
实际上后援会筹款并不仅仅用于前文所述的打投活动，娱乐圈也有一些明星后援会通过筹款做一些公益项目。譬如王源粉丝后援会成立的源基金，易烊千玺粉丝公益应援站“易烊千玺V公益”等等。有不少粉丝表示，与参加传统应援活动和网络慈善募捐活动相比，他们更愿意把捐款给后援会，让后援会以艺人粉丝团体或者直接以艺人的名义进行系列公益慈善活动。因为后援会来集结粉丝力量做公益，则相当于结合了应援与公益，一举两得，既有利于提升艺人的公共形象，也能够使自己的追星行为更加有意义。
后援会是否有权以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名义筹资呢？根据前文所述，后援会属于自然人这类法律主体，而《慈善法》第三条规定，自然人有权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开展公益活动。但是，根据该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有高管规定，有权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仅有满足依法登记满两年、具备公开募捐资格证书等条件的慈善组织。也就是说，作为在法律上仅能以自然人的名义行事的后援会没有公开召集募捐资格。故而，后援会发起的公益慈善活动本质上不能够定性为慈善募捐，依旧只能视为自然人自愿投身社会公益活动。不过，后援会也可以依照《慈善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发起并管理募捐活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后援会公益筹资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可信度，能够使粉丝权益落于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框架之内。
二、粉丝
01 粉丝打投是一种赠与行为
众筹（crowdfunding）最早出现在艺术领域，是指艺术家筹集资金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种方式，其实在产生之初就已经和粉丝经济与粉丝行为密切相关。从2005年全民超女时代，到2018年腾讯推出《创造101》，选秀节目中“你一票，我一票，xx明天就出道；你不投，我不投，xx何时能出头”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打投与应援之风。在本世纪初互联网刚刚兴起之时，“追星族”一词实际上多少带有贬义意味，但当今，很多粉丝都对此感到坦然，为喜欢的明星花钱、付出精力是“千金难买我乐意”。从这一主观角度来看，粉丝为爱豆打投应援可定性为一种赠与行为。
02 在应援中，粉丝与后援会的关系
但粉丝往往不会直接给明星本人打钱，正如上文所述，后援会通常会在其中起到一个集结性作用，那么粉丝与后援会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对此，根据标的类型是商品还是服务，分两种情况讨论：其一，如果后援会集资的目的在于制作、生产手幅、灯牌等明星周边，并最后将此类物品发送给打投了一定金额的粉丝，这种行为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集资，而是商品预售。
其二，如果后援会提供的是统一式的应援服务，例如大屏投放、宴请艺人所在剧组工作人员等，在这种情境下将粉丝打投理解为与后援会签订买卖合同其实欠缺合理性。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五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但是，后援会成员一般都是“用爱发电”，提供无偿服务，只不过在举办应援活动时租用场地、物品等必要花费源于众筹所得，组织成员是这笔资金的直接使用者，但并不会因付出劳务而得到对价。综上，粉丝与后援会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其更像是一种为赠与。
在研究中，通常会依据后援会发布众筹项目时对集资目的和钱款使用计划的公示明细状况，将这种赠与分为“附义务的赠与”和“目的赠与”两种。前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一定代理性质的赠与合同，即后援会只能对特定活动使用这笔款项，例如后援会购买某处商场大屏在某固定时段内播放艺人影音为其庆生，义务的履行时间是在赠款到账之后；后者则指众筹项目发起时对款项使用无详细介绍，那么后援会将这笔款项用于一切应援活动都具备正当性，我们常见的集资应援多为此类。
当然，在微博广场上我们也经常见到粉丝质疑后援会“办事不力”、“不作为”，可知粉丝在关注后援会是否履行赠与合同附随义务时，多将注意力聚焦于应援活动的开展结果，只有在后援会组织的应援活动明显“拉胯”时，才会主张公开账目明细，要求外部监督介入。整反映了粉丝对自身权利以及后援会义务履行的轻视。事实上，后援会作为集资项目的发起者，应当制定好资金使用计划，并根据使用进程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及时公示资金去向、负责人员的平台联系账号等，欢迎粉丝全称跟进监督。
03 粉丝打投可以撤销吗？
在多份追星群体画像中均提到，该群体呈现出年龄较低却购买力较强的特征。此前，一位学生在百度贴吧上发布的求助帖引发众人关注。这位学生的母亲舍不得放弃银行利息从两万家庭存款中取钱来购买春播种子，女儿却在追星打投上花费数千元。年轻群体本就欠缺社会经验，追星难免受到群体羊群效应的影响，会更容易冲动做出非理性之举。
粉丝打投能否撤销？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八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只能进行与年龄智力相符的民事行为，也就是说，这些青少年在明星身上进行高消费需要经过家长的同意或追认，否则他们的消费行为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可以由家长来主张撤销。但对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粉丝，他们撤销权的行使一般体现在后援会不履行附随义务的情境。当然，如果后援会出现前文所提及的捐款跑路行为，粉丝的维权手段仅远不限于行使撤销权这一种。
三、平台
饭圈集资行为之所以难以管理，是因为粉丝参加应援虽定性为一种赠与行为，但是粉丝与后援会之间并不会签订要式赠与合同，在实践中彼此间权利义务关系规定不明确，更何况粉丝群体普遍年龄较低，缺乏一定的风险识别能力和维权意识。故而，不论是作为出资一方的粉丝，还是作为集资一方的后援会负责人，仅仅依靠他们自我合规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社会主体对其进行引导，此时，第三方平台和明星团队的作用便得以凸显。
互联网服务日新月异，后援会集资往往不会直接使用个人账户，而是会向粉丝群体公开筹款链接，粉丝进入第三方平台之后进行支付。例如，Owhat作为粉丝互动平台，其功能在于“为娱乐公司和粉丝后援会提供包括在线交易、传播管理、活跃度管理和明星福利互动等一站式的便捷互动工具”。在Owhat APP中设有“商城”界面，与淘宝、京东等购物软件类似，粉丝可以直接在其中选择商品进行交易。除此之外，桃叭、摩点等网络平台也会提供类似服务。后援会作为发起人在上述平台上发布众筹项目，再将链接和有关信息发布在微博、粉丝群等网络社区中，在粉群内部进行宣传。
平台与用户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平台的作用在于提供网络活动空间和一定技术支持，而用户在使用平台所提供的服务之前，需要通过签订用户协议的方式来承诺遵守平台的相关规定。一般而言，平台会在众筹协议、隐私政策、注册协议等用户协议中提示发起者进行身份认证，并提醒其应自愿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合法交易，并积极履行在集资项目中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相关义务。由此可见，平台能够起到的监管作用十分有限，更何况平台往往会发布免责声明，表示其在集资活动中仅作为服务提供者，对双方任何行为均不承担法律责任，众筹项目双方风险自担。
平台“说说就免责”，这实则反映出粉圈应援的监管隐忧。根据《电子商务法》有关规定，提供网络经营场所的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承担起信息记录备案、健全引用制度、防范网络安全事件、向主管部门报告不良行为等责任。同时，该法第三十八条也规定，若平台知道平台内经营者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而未采取必要措施，则应与其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根据上文所述，粉丝与后援会之间为赠与关系，并非买卖交易，粉丝在其中并非以消费者的身份进行民事行为。同理，平台在双方之间所担任的角色也并非电商平台经营者，而是网络服务与技术支持提供者，所以很难通过上述法律规定要求平台强化监管。当然，平台也需要承担一定义务，例如进行信息审核与披露、保护用户隐私、进行风险提示、保障未成年人利益等。
四、结语
在当今复杂多元文娱生活中，法律并不是最主要也并不是唯一的规范方式，恰如康德这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所述：“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很多时候更需要通过道德、教育等其他方式来塑造良性饭圈文化。
针对应援乱象，除却粉丝自身应当保持理性，合理消费外，存在感并不强的艺人团队也应承担起部分责任。艺人团队与粉丝、后援会、平台之间一般并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其更大的作用在于在粉圈内进行价值引导，承担部分社会责任。在粉圈鄙视链中，在追星过程中既不花钱也不产出的“白嫖粉”处于最底端，有时圈内的其他成员对这些粉丝会有指责、辱骂，甚至是怂恿“氪金”的情形。应援规模、粉圈购买力等与艺人的商业价值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明星工作室也是粉丝应援的受益者，其在粉丝群体中也有足够的话语权，艺人团队应积极承担起及时监控、有效引导的责任。譬如在不久前《青春有你3》选秀节目中，练习生余景天后援会因打投任务未能达到预期而惩罚粉丝一事在网络上逐渐发酵，其工作室才发布道歉声明，并呼吁停止任何非理性的应援行为。但是艺人团队不能永远在事情闹大了之后才出面，在日常中就应做正面引导。
除此之外，其他社会主体也应当正视自己在粉圈中的地位和作用。例如平台应完善追责体系，为粉丝提供维权通道，并在必要时适当公开责任人部分社交账号信息。此前《快乐大本营》节目组就因工作人员收受后援会高额礼品而口碑大跌，作为一个老牌综艺节目，其应当承担起平台方的社会责任。从后援会赠送高额礼品的行为也是社会放任非理性应援的缩影，其实不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主流媒体，针对追星问题不能仅停留在“整顿”上面，应当通过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通过树立正面榜样等多种方式来加以引导。
参考文献
[1] 杨怡红．互联网平台粉丝集资应援行为的法理分析及风险规制——以Owhat和摩点为例[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9(4):72-78．
[2] 方兴,王博.什么为众筹发起人带来了超额筹资?——基于羊群效应和粉丝经济视角的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9,18(03):1061-1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