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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陈凯歌详解《长津湖》三个关键词:“人物”、“真实”和“英雄”

时间:2021.10.14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作者:中国电影报

|赵   丽

 编辑|万晓茜

《长津湖》剧本中,编剧兰晓龙这样写道:“车门打开,在疾驰而过的火车车厢背后,不经意间,大家看到了长城。”这句话,导演陈凯歌非常喜欢。

“长城,默默地蜿蜒于中国的土地之上,我去很多西北地区都能看到好像已经被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长城,这是秦长城,那是燕长城,这是赵长城等等,都是残垣颓壁。长城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它始终顽强地存在,可以说它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长城,特别是在热兵器时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防卫的作用其实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为精神的象征,它一直在。”

所以,在《长津湖》中,除了抗美援朝战场,陈凯歌还拍摄了北京、江南水乡和长城。

陈凯歌说,拍这些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关键词——保家卫国,“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国是什么样,然后才有保家卫国的可能。”

自9月30日上映以来,《长津湖》票房一路高歌,目前半个月票房已超44亿。影片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长津湖》“入朝”前的戏份,都是由陈凯歌执导,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说,如此宏大的题材,需要一个具有大人文情怀的导演一开始就树立起人物的情感模式,让人物的内心世界丰富立体起来。

在陈凯歌看来,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的和平起到了关键作用,“它犹如一颗照明弹或者信号弹,升上了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夜空,照亮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一部战争电影,说到底是讲关于“人”的故事

《中国电影报》:在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抗美援朝有哪些耳濡目染的印象?

 陈凯歌: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50年代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来的和平起到了关键作用。我觉得抗美援朝战争,形象地说,它就犹如一颗照明弹或者一颗信号弹,升上了我们50年代的夜空,照亮了这个国家的前途。

《中国电影报》:对于塑造毛主席的银幕形象,这次有什么心得和体会?

 陈凯歌:毛主席既是伟大的战略家,同时又是诗人,我自己感觉拍毛主席最难的地方,是怎样能拍出毛主席的情感,而不仅仅是拍毛主席的理念。毛主席具有常人不具备的了不起的特质,但是我觉得他首先还是一个“人”,他不仅是统帅,同时也是一位父亲。我在研究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也意识到,毛主席在“抗美援朝”这件事情上做决定是非常艰难又非常慎重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出兵,必然会有比较大的牺牲。我们不是说只拍他的豪情万丈,拍他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的气势,在更大程度上,他考虑的是我军将士的安危。

所以说在电影《长津湖》里,为什么要写老百姓的儿子伍千里、伍万里,也要写领袖的儿子毛岸英?因为他们都在战场上拼命。换言之,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毛主席即便是作为领袖,他其实也是付出了和一般百姓人家一样重大的牺牲。

我也做过一些研究,看过很多资料、照片等,我觉得毛岸英对毛主席有很大的敬畏。当国家遇到这样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会说我要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也得到毛主席支持,我认为这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电影报》:除父子情之外,您这次也着重拍摄了兄弟情,可以说千里、万里的那段兄弟情就是从您这里开始的,您怎么评价他们的兄弟情呢?

 陈凯歌:编剧兰晓龙的剧本,就是从兄弟情开始的。我始终有一个看法,一部战争电影,说到底是讲关于“人”的故事。一个好的战争电影,一定要从人物开始,同时要终结于人物,倘若你对一个人物没有足够的感情,你就很难跟着他上战场,去经历这种生死的考验,对他有极大的关心。做好这一点,这个电影才可能成功;否则的话,就变成了只有战斗的场面,如果只能看到战斗场面的话,非常容易让人疲劳。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会说,画面好、声音强、情绪“燃”就够了,但其实从我的标准看,面对这些先烈,还是得把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我希望自己拍好开篇这段戏,给人物打下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吴京和易烊千玺扮演的这两个人物千里、万里,是影片最基础的东西,需要把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立起来,把他们的个性生动地描绘出来。

我们也是下了比较大的力气去琢磨这两个人物的。最终希望由狭义的兄弟情,推而广之到整个七连。吴京的台词中说,“七连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兄弟”。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电影《长津湖》是由兄弟情凝结起来的一个战斗故事。

电影是“大不真实,小真实”

《中国电影报》:关于这次电影的美术,不管是江南水乡,还是刚刚解放一年的首都北京,在您的镜头里都显得特别的真实且亲切,您是用什么样的手法去还原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

 陈凯歌:我一直认为,电影之所以区别于电视剧等其他艺术或者商业的形式,就在于电影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

在开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两点非常的重要:第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刚刚成立一周年,就像是襁褓中的婴儿,那个时候的国家有一股子欣欣向荣的劲头。

再有一点就是千里和百里的家乡——江南水乡。在最初的剧本中,其实他们的家乡是设定在黄土高坡,在一个到处都是荒山野岭的北方山村里头。我觉得这个设定在电影的语言上很难抓住人,再加上第九兵团确实是从浙江出发,所以我们就把家乡设定改到了江南水乡,最终在浙江找到了拍摄地点。为什么要把千里回家作为第一场戏来展开,然后紧接着就是出征?因为回家与为国出征,加起来就是“家国”。

另外就是我们希望拍得很美,拍大好河山。不管是千里坐小船离开家乡,还是他最初回到家乡的时候,秋叶斑斓的这样一个河面,其实都是在写和平。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终于获得了和平的可能和机会,就是要和战争的惨烈做对比的,如果没有笔触去写到和平,我们就没有办法那么强烈地去感同身受,感受到战争对于和平的破坏。

所以我觉得北京也好,江南水乡也好,其实归结到底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词——保家卫国。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国是什么样,然后你才有保家卫国的可能。

《中国电影报》:《长津湖》中,您认为电影该怎样去平衡真实历史和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

 陈凯歌:都说电影是造梦的,梦即是不真实的,可是你要倡导一种理想,提振一种精神,让梦想笼罩现实的话,如果所有事情都和现实生活中一样真实,你就完不成造梦的任务,所以艺术加工的内容,我称它为“大不真实”。但同时所有细节以及具体内容处理都必须真实,只有在真实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达到你的那个“大不真实”,因而我把电影叫做“大不真实,小真实”。

这个“大不真实”,并不是说你歪曲篡改什么事情,而是说电影作为一个艺术作品,一定程度上是要传达理想化的内容。但是“小真实”也非常重要,因为小的、细节的东西在生活中属于常识的东西,如果被违背就不好了,观众就比较难接受。

了不起的英雄,是没拿自己当英雄的人

《中国电影报》: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英雄?

 陈凯歌:其实英雄是没有准确定义的,我认为了不起的英雄,是没拿自己当英雄的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这样的英雄就是厉害。

《中国电影报》:《长津湖》作为今年非常重磅的作品之一,不可避免地会被拿来跟好莱坞的一些战争片做对比,在您看来这部电影,有什么东西是好莱坞的大片所不可比拟的?

 陈凯歌:在好莱坞电影中,你鲜少看到一个饱受压迫的民族。像毛主席所说,“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这是在好莱坞电影里面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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