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郑晓龙 | 创作要讲“人”的故事
电视剧《幸福到万家》的收官战报陆续传来，继被翻来覆去“盘”了11年的《甄嬛传》之后，郑晓龙又带来了一部口碑和热度并存的优秀作品。
很少有导演能像郑晓龙一样，把受众面拓展到各个年龄段，让不同代际的群体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共鸣的情感和人物。同样，也很少有导演能做到让自己的作品经久不衰，在原有的基本盘上不断增加新的观众，作品常看常新，始终保持着和时代同一节奏的脉搏和温度。
郑晓龙是1953年生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执导，不同时期的作品《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甄嬛传》《芈月传》《红高粱》《急诊科医生》《功勋》等，受众几乎覆盖60、70、80、90和00后的观众群体，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导演。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关注个体在时代变迁中如何生存的文艺工作者，镜头聚焦之下，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填入戏剧框架的“戏肉”也是具体精微的细节，他始终信奉一个立足点，“情感和道理是共通的，我主要还是讲‘人’的故事。”
01
《幸福到万家》：死水与破局
由郑晓龙执导，赵丽颖、刘威等主演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已于日前收官。作为国产剧市场久违的农村题材作品，剧集首播便掀起收视热潮，黄金时段卫视直播关注度包揽前二，网播上线不到一小时，全网剧集正片市占率登顶，实时播放市占11.46%。同时，也因为对现实矛盾的刻画和人性弱点的揭露，屡屡在微博等社交平台引发热议。在《幸福到万家》整个播出的过程中，连续22天霸占灯塔电视剧正片播放市占日冠，收官前登上2022电视剧正片播放表现第三。这些稳扎稳打的数据无一不显示着，这部作品惊人的国民度。
《幸福到万家》改编自陈源斌长篇小说《秋菊传奇》，当初郑晓龙看中这个故事，“主要是里面讲了一个女性自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觉醒，在强调依法治国的环境下，文艺创作对法治意识的建设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我觉得很好。”万家庄确实作为十里八乡闻名的明星村，在物质积累上达到了一定高度，但固有的小农思想和宗族意识，使得这个村落成为一滩“死水”，逐渐有“一言堂”的趋势。“所以我们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希望人们在物质文明建设完成之后，一定要更重视精神文明和法治文明的建设。因为没有精神文明和法治建设的进步，这个‘富’也长不了。”
而女主角何幸福，就是万家庄这滩“死水”的“破局者”。
在最初的选角阶段，郑晓龙就决定让赵丽颖饰演何幸福，“06年拍《金婚》的时候我们合作过，她在里面演叛逆的三女儿多多，她身上是有那股倔劲儿的。而且她本身就是农村出身，对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状态也不陌生。”
郑晓龙认为，何幸福这个人物是带着“光环”来的，当然，“光环”并非不合逻辑的主角光环，而是，“何幸福是有基本的人格的，她本身就有朴素的正义、公平、平等的意识。”作为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女性，何幸福“轴”、“认死理”，妹妹被闹婚，她坚持要个道歉，被村民们在背后指指点点。但宗族意识固化的万家庄，就是需要这样一个外来的人打破僵局，“因为本身她不了解这个村建设的过程，也不知道万善堂这个村支书在当地的威望，她就是认为，我错了我可以去道歉，但是你错了你也得认，你要道歉。”
何幸福一板凳扔过去砸破了村支书儿子万传家的脑袋，阻止了闹婚，也闯了祸，公婆急得去给村支书认错，丈夫、小叔、小姑也都受委屈，急得团团转。而另一面，郑晓龙用一串长镜头展现了作为新媳妇的何幸福是怎样的态度，她换了衣服、束起长发，熟练地拎菜、拣菜，收拾东西准备做饭。当丈夫质问居然还有心情吃饭，她的态度也很明显：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吃了饭再去讨公道。
“可能观众会比较担心说女明星或者是知名女演员‘下不去’、‘扮丑’的问题，但在现实题材里面，不可能是光鲜的，你在农村干活，儿媳妇在操持一个家，你得有劲儿，对不对啊？”郑晓龙很欣赏赵丽颖身上的这股“劲儿”，“她如果没弄明白的，就拍不出来，她不是靠技巧来的，而是把自己的真性情带进来，所以她演出来你就会觉得特别舒服。”
《幸福到万家》开播以来，很多观众的评论、弹幕都和“气死”、“看剧得自备降压药”相关，开篇的闹婚事件，土地纠纷、征地补偿，包括主人公从农村到城市后的遭遇，无一不充斥着现实主义的纠葛，万家庄明星村的物质建设确实足够富足，但法治意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普及却仿佛尚未开化，故事的主线就是在物质建设的基础上如何构筑法治与精神文明的进步。何幸福就是这一股洪流当中的主线，她个人的进步和成长，也是农村精神文明与法治建设跟进的隐喻。网友的气愤，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剧集内容贴近真实生活的肯定，郑晓龙也对这一点表示认可，“我们要符合现实主义的这种创作态度，现在讲农村故事，就是要符合农村的变化和认知，要有生活气息。”
在故事的结尾，何幸福促成了万家庄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环保旅游产业，管控污水治理，也打破原有的宗族格局，普及法制观念，成为新一代的农村振兴领头人。而在这滩死水的破局背后，不仅仅是郑晓龙对当下农村精神文明和法制建设的思考，也有他作为文艺工作者的一份固有的责任感，“创作这个事，它让我觉得自己是可以说点话的，能去表达一点我觉得有意义的话。”他想通过讲述一个农村女性的成长故事，侧面映照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命运和奋斗历程。这种对小人物的关注和凝视，始终是郑晓龙肩负社会责任的一份人文情怀。
02
“女性意识”不仅只代表女性
《幸福到万家》从开播到收官，一直都处于“风口浪尖”，全网催何幸福离婚、搞事业。被实时评论一起带上热搜的，除了剧中人物和剧情，还有导演郑晓龙。
事实上，距离他上一次被网友和观众广泛讨论，才过去不久——年初疫情封禁的那段时间，《甄嬛传》又成了很多人的下饭剧和背景音。开播11年来，思潮变迁，观念更新，观众迭代，这部剧的热度和讨论度却经久不衰，在年轻一代网友的“钻研”下，甚至衍生出一门独立的“甄学”，专门用于分析人物、剧情和细微的穿帮镜头，包括产出表情包和网络热梗。
然而，这些当下时新的东西和片段式的截取分析，在年近70岁的郑晓龙眼里，都是很“遥远”的，他也不理解。到新世纪的第22年，他依旧保持着自己的工作节奏和相对“老派”的习惯，只有在聊到创作的时候，话匣子才会打开，“什么100题？我都不会啊，答不出来，电视剧、电影是蒙太奇的艺术，是流动的画面，不是一帧一帧看的。我拍的时候也不会去想这个剧后续会在现实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从《甄嬛传》《红高粱》《芈月传》，再到《幸福到万家》，郑晓龙的几部代表作品都是以女性成长和觉醒为贯穿的线索，用人物的整个构筑完成，借以批判、传达他内心的想法和声音。然而，女性的成长，或者说性别限定的意识觉醒，这并非他刻意迎合市场的创作标准。他不是用某种特定的群体在讲述，而是选取一个参照的样本，讲述样本所处的社会、年代、生存环境中，所有人的故事，“情感和道理是共通的，我主要还是讲‘人’的故事。”
《甄嬛传》剧照
像《甄嬛传》就是对封建落后的婚姻制度的批判，郑晓龙表示，“拍之前就反复讨论过这个事，我跟媒体也说过，就是有批判意义的，可后来播了以后，好多人又说这是职场的事，我太晕了，我一点都没想过职场会是这样。”他回忆十多年前那个心态，“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好像人都觉得后宫多么美好，锦衣玉食，很多女孩都想穿越到后宫去，跑去给皇上当妃子。”“皇上就是个大种马，这种情况下的婚姻，怎么可能有专一的情感？不可能的。”
现实题材不等于就必须拍现代剧，这也是郑晓龙一贯的思路，“你用现实主义态度，也可以拍历史的故事，题材和你所抱的态度是两回事。”《甄嬛传》所传达的正是他对封建落后的婚姻制度的批判，而《芈月传》则是另一种现实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女性的觉醒，家国意识和平等观念的萌芽。“芈月是楚国庶出的公主，她在秦王嬴驷身边逐渐产生了家国意识，对等级森严的血统论和世袭制也有了批判意识，因此她才会冒着风险回到秦国平定内乱，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基础。包括秦朝以军功论封赏，而不是世袭，这些也都是平等的萌芽。”
《芈月传》剧照
他不认为要通过特定的题材去传达特定的想法，也不需要限定主人公的性别或者身份背景。“其实搞文艺创作的人是做形象，有一句话，叫形象大于思维，”郑晓龙是从中国电视剧起步时期过来的人，抱持的态度也仍然是朴素平实的，“你把形象做好了以后，很多人就会赋予它思维的东西。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他没想那么多，他只是真实地反映社会。后来毛泽东同志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就成为了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这是后人所赋予的理解。很多思维的东西不是说在创作初期就已经想透了，我们只是把形象做好，至于解读，后续的影响有多大，这个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想到的。”
郑晓龙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被创作出来以后，开始拥有大量解读，有些解读甚至和他原本的创作理念大相径庭，这些都是他在创作之处不曾预想到的。然而，无论甄嬛，芈月，还是何幸福，她们身上的女性意识、独立意识觉醒的背后，实则是人性的觉醒——关于平等、奋斗、法治的一种觉醒。这无关性别，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权利意识。《幸福到万家》中有一段台词，郑晓龙特别拎出来讲了一遍，“通过法律来辨明是非，通过法律来讲清道理，通过法律来普及社会的公平正义。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们要建一个法治社会。这也是我通过这个剧想传达的东西。”
至于那些被片段截取的争吵，矛盾冲突，催着何幸福离婚的言论，都属于被赋予的“思维”，是文艺创作者在作品完成后所不能控制的那部分。郑晓龙努力消化着自己和年轻观众之间的隔阂，“文艺作品我认为还有要有一点营养，必须有情感的东西在里头，大方向是对的，就可以。”
03
现实主义的意义
做了几十年的影视剧，已经是业界标杆的郑晓龙保持着稳定产出，但不算是“高产”。对剧本的制作、打磨，包括开机之前的筹备，他都要花大量的心思和功夫去抠细节。即便已经到现在这个年纪，创作的生命力、旺盛的表达欲仍然在他身上熠熠闪烁着。
《幸福到万家》敲定赵丽颖，中间也经历了一段波折，因为演员怀孕，加上剧本修改，前前后后差不多又是一年多的时间，“剧本改完了，演员也生完孩子坐好月子了，这就定了。”
在当下快消速食的时代，郑晓龙打磨剧本和筹备细节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烧钱”，“得采风，实地考察，我是特别在意这件事的，去看安徽当地的徽派建筑。比如打井的时候，我就要问当时有没有这样的照片？新人结婚场地布置，那会儿他们是不是这样子？农村房屋的建设是不是这样子？而且我要问原房主（很多细节），因为我们拍的大量都是实景，内景也是实景，我就怕美术弄得不对。”
当初《金婚》播出期间的采访里，郑晓龙也提过对场景还原的“执念”，剧本打磨完毕后就是建组筹备，小到一张粮票，大到一辆公共汽车，都是按照那个年代设定分毫不差地安排。“现实主义”是他一直挂在嘴上强调的重点，只有文艺形象做到一定程度，观众的思维赋予才能有所依附。“你只要把形象做好了，对现实就会有影响，你只要做得真实，而且合情合理，就会对现实有影响。”
《金婚》剧照
“对现实有影响”，是郑晓龙那一辈文艺工作者坚持的社会责任感。一部作品被拍出来，不是单纯逗个乐，让观众笑笑就完事了，它得有意义，对现实有作用。至于这个作用能发挥多久、发挥多广，是无法控制的，但最起码，它得有那么一点作用。
即便到现在，知乎等平台关于郑晓龙的评价里还有旧报道的一些记载：“《渴望》的播出，引发了全国观众空前的热潮，李雪健、张凯丽、黄梅莹等演员，也走红全国。当年，为了看《渴望》，有电视机的人家几乎天天都被挤到站不住脚，就连公安部都说因为等着看《渴望》，小偷都不出来作案了。”
郑晓龙在提到当年这些轰动影响时，也会忍不住笑。这是属于文艺工作者的骄傲，也是属于一个毕生以此为志的导演的莫大肯定。
谈到《甄嬛传》的海外输出、文化传播，郑晓龙再次强调了现实主义的重要性，“真实，讲好中国历史的故事，讲好中国现在的故事，讲好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故事，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的。尤其是讲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故事，要有真实性，还要有普遍的典型意义。”
当然，我们也问了郑晓龙对于当前那些粗制滥造、悬浮的影视剧作品的看法。他回答得很爽快，“我不看，我觉得实在不好看我就不看了，我看不下去，我也不受影响。”
这位年近70岁的国民导演，他只想讲好自己的故事——关于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故事。
撰稿：顾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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