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生平小传

少年陆川喜欢小说，直到16岁，他都认为作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成为一个小说家曾经一度是我最大的梦想。”同年，陆川看了张艺谋改编莫言小说的同名电影，这让他获得了一种超越小说所能赐予的心灵震撼。于是，他陷入了对电影的疯狂迷恋。“我觉得文学像是你对一个人喃喃细语，要依赖于听众的耐心、素养，但电影是站在那儿，‘啪’一个嘴巴，强迫你听它说话。电影更直接更有动物性，直接作用在你的肾上腺。”高考时，父母为陆川报了军校，学习英语。陆川认为正是军队的经历让他跟别的创作者有所区别，“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被一股力量压抑过一次，而你又千方百计地想反抗，那个东西是让你不同的东西，是不跟这个社会妥协的力量所在。”[1][1]1993年，陆川毕业，被分配到了国防科工委。那时，他的工作是翻译英语资料，一个工作台，一坐就是一天，陆川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像个木头人。而时光也仿佛是在游离，他可以欣赏电影却不能亲手去触碰，这种落差感抓挠着他的心。1994年的一个冬日，陆川骑车经过北京电影学院，眼见门卫不在，便好奇地走了进去，一份残破的研究生招生简章赫然飘进视线，看着上面的一项项条款，陆川开始抑制不住地欣喜若狂。他瞬间意识到，长久以来的梦想来找他了。他奔回家，向陆天明喊道：“爸，我要考导演系的研究生！”陆天明十分震惊，严肃地说：“多少人羡慕你的工作啊，决不能轻易放弃！”可陆川已经顾不得父亲的反对，买回了全部参考书，一头便扎了进去。“有一天，我把几十本书都看完了，突然觉得电影在我心里边流成了一条河。”[2][2]

从电影延伸到日常生活

陆川曾经说过，《可可西里》给他最大的收获，是让他找到了拍一辈子电影的方法，还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回忆当年拍摄《可可西里》的经历，陆川说，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敬畏自然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的概念，并不是自己内心真正的信仰，“等走过了可可西里之后，经历了那里林林总总的一切，在藏地见证了很多的东西之后，对环境的敬重和敬畏之心就根植在我内心了”。有一次，一个地方政府想请陆川去做一个实景演出，看过之后他发现这个演出可能会破坏当地的植被和水源，就放弃了这个项目。不仅创作，连日常生活里很多小习惯也彻底改变了，见到穿皮草的人他会上前提醒，对以前喜欢的象牙雕刻也敬而远之了，以前喜欢看马戏，现在感觉到马戏团是一个有悖于自然法则的挺残酷的事情。[2][2]

极端的拍摄环境

 《可可西里》全部都在海拔3800米以上拍摄，其中有30%的内容是在无人区拍的。为了追求真实效果，剧组还在可可西里高原最高峰布格达尔峰海拔6200米处取景拍摄。在布格达尔峰，剧组遇到了电影里巡山队经常碰到的事，在风雪中露宿，极度缺氧，头痛、头晕、呕吐，高原反应强烈，电影拍到最后，原本有100多人的剧组只剩下60多人，电影的拍摄也超期一个多月。陆川把《可可西里》当作一部纪录片来拍，片中演员基本是非专业的，陆川逼着演员们去感受最真实的绝望，一次次去跳冰河，一次次去陷流沙，到最后，他们已不是在表演，而是一种生存本能的反应。陆川认为，这部电影最迫切要表达的就是真实，“我觉得煽情是对可可西里的不负责任，因为那里拒绝眼泪，只有绝望、平静与内敛”。[4][4]

摄影指导曹郁分享，《可可西里》最后呈现出来的影像效果是分两步实现的：一是原来预想好的，自己也坚持了很多的；另一方面是大自然又帮助你改变了很多的，这就和原来设想的不同。“比如高原上的风非常大，连灯都支不了，就只能使用自然光，这就和我原来预想的严谨的光效完全是两码事。”“在格尔木，我们每天都经历三种天气以上的天气变化：阴的、晴的、下雨的，到后来下雪、下雹子，要不就忽阴忽晴，或者是半阴不晴，反正就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在楚马尔河的拍摄，是最痛苦的。在十天的拍摄过程当中，不断有人下山住院，包括掌机、化妆、服装。那是海拔最高的一个地方，演员经常要吸氧、打点滴。曹郁回忆道，“那里只有一个能洗澡的地方，有六个喷头，豪华淋浴，十块钱一回。我在十天里面洗过一回澡，当时感觉真是特别高兴，从来就没觉得洗澡是那么美的一件事。”但是，曹郁也非常感谢可可西里的真实环境能带他进入创作状态，“一开始我们的拍摄方法更像是一种常规的拍摄方法，把分镜头都画出来了，有厚厚的一本。然后每天开工就把监视器架好，开始磨戏。到了后来，拍完楚马尔河之后的三个月，没有任何分镜头，很多东西很自然就都出来了。”[5][5]

选角花絮

影片中没有云集的大腕明星，演员阵容是一支职业与非职业演员的混编队伍，演员的特殊条件特征为电影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亓亮是人艺的专业演员，盗猎分子则是格尔木找来的，其中有一位是青藏路上的筑路工人，有一次在拉萨和警察打架被判了三年，在电影中蹲着的感觉就像他辛酸的过去，生命的经历丰富了电影的生命力。导演陆川分享道，“影片在法国放映的时候，一位法国的人类学专家看完后说马占林是最好的演员。”[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