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生平小传
少年陆川喜欢小说,直到16岁,他都认为作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成为一个小说家曾经一度是我最大的梦想。”同年,陆川看了张艺谋改编莫言小说的同名电影,这让他获得了一种超越小说所能赐予的心灵震撼。于是,他陷入了对电影的疯狂迷恋。“我觉得文学像是你对一个人喃喃细语,要依赖于听众的耐心、素养,但电影是站在那儿,‘啪’一个嘴巴,强迫你听它说话。电影更直接更有动物性,直接作用在你的肾上腺。”高考时,父母为陆川报了军校,学习英语。陆川认为正是军队的经历让他跟别的创作者有所区别,“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被一股力量压抑过一次,而你又千方百计地想反抗,那个东西是让你不同的东西,是不跟这个社会妥协的力量所在。”[1][1]1993年,陆川毕业,被分配到了国防科工委。那时,他的工作是翻译英语资料,一个工作台,一坐就是一天,陆川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像个木头人。而时光也仿佛是在游离,他可以欣赏电影却不能亲手去触碰,这种落差感抓挠着他的心。1994年的一个冬日,陆川骑车经过北京电影学院,眼见门卫不在,便好奇地走了进去,一份残破的研究生招生简章赫然飘进视线,看着上面的一项项条款,陆川开始抑制不住地欣喜若狂。他瞬间意识到,长久以来的梦想来找他了。他奔回家,向陆天明喊道:“爸,我要考导演系的研究生!”陆天明十分震惊,严肃地说:“多少人羡慕你的工作啊,决不能轻易放弃!”可陆川已经顾不得父亲的反对,买回了全部参考书,一头便扎了进去。“有一天,我把几十本书都看完了,突然觉得电影在我心里边流成了一条河。”[2][2]
从电影延伸到日常生活
陆川曾经说过,《可可西里》给他最大的收获,是让他找到了拍一辈子电影的方法,还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回忆当年拍摄《可可西里》的经历,陆川说,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敬畏自然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的概念,并不是自己内心真正的信仰,“等走过了可可西里之后,经历了那里林林总总的一切,在藏地见证了很多的东西之后,对环境的敬重和敬畏之心就根植在我内心了”。有一次,一个地方政府想请陆川去做一个实景演出,看过之后他发现这个演出可能会破坏当地的植被和水源,就放弃了这个项目。不仅创作,连日常生活里很多小习惯也彻底改变了,见到穿皮草的人他会上前提醒,对以前喜欢的象牙雕刻也敬而远之了,以前喜欢看马戏,现在感觉到马戏团是一个有悖于自然法则的挺残酷的事情。[2][2]
极端的拍摄环境
《可可西里》全部都在海拔3800米以上拍摄,其中有30%的内容是在无人区拍的。为了追求真实效果,剧组还在可可西里高原最高峰布格达尔峰海拔6200米处取景拍摄。在布格达尔峰,剧组遇到了电影里巡山队经常碰到的事,在风雪中露宿,极度缺氧,头痛、头晕、呕吐,高原反应强烈,电影拍到最后,原本有100多人的剧组只剩下60多人,电影的拍摄也超期一个多月。陆川把《可可西里》当作一部纪录片来拍,片中演员基本是非专业的,陆川逼着演员们去感受最真实的绝望,一次次去跳冰河,一次次去陷流沙,到最后,他们已不是在表演,而是一种生存本能的反应。陆川认为,这部电影最迫切要表达的就是真实,“我觉得煽情是对可可西里的不负责任,因为那里拒绝眼泪,只有绝望、平静与内敛”。[4][4]
摄影指导曹郁分享,《可可西里》最后呈现出来的影像效果是分两步实现的:一是原来预想好的,自己也坚持了很多的;另一方面是大自然又帮助你改变了很多的,这就和原来设想的不同。“比如高原上的风非常大,连灯都支不了,就只能使用自然光,这就和我原来预想的严谨的光效完全是两码事。”“在格尔木,我们每天都经历三种天气以上的天气变化:阴的、晴的、下雨的,到后来下雪、下雹子,要不就忽阴忽晴,或者是半阴不晴,反正就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在楚马尔河的拍摄,是最痛苦的。在十天的拍摄过程当中,不断有人下山住院,包括掌机、化妆、服装。那是海拔最高的一个地方,演员经常要吸氧、打点滴。曹郁回忆道,“那里只有一个能洗澡的地方,有六个喷头,豪华淋浴,十块钱一回。我在十天里面洗过一回澡,当时感觉真是特别高兴,从来就没觉得洗澡是那么美的一件事。”但是,曹郁也非常感谢可可西里的真实环境能带他进入创作状态,“一开始我们的拍摄方法更像是一种常规的拍摄方法,把分镜头都画出来了,有厚厚的一本。然后每天开工就把监视器架好,开始磨戏。到了后来,拍完楚马尔河之后的三个月,没有任何分镜头,很多东西很自然就都出来了。”[5][5]
选角花絮
影片中没有云集的大腕明星,演员阵容是一支职业与非职业演员的混编队伍,演员的特殊条件特征为电影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亓亮是人艺的专业演员,盗猎分子则是格尔木找来的,其中有一位是青藏路上的筑路工人,有一次在拉萨和警察打架被判了三年,在电影中蹲着的感觉就像他辛酸的过去,生命的经历丰富了电影的生命力。导演陆川分享道,“影片在法国放映的时候,一位法国的人类学专家看完后说马占林是最好的演员。”[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