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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让钟南山点赞、让观众泪流不止

时间:2021.07.10 来源:1905电影网 作者:阿淼


1905电影网专稿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医生》广州首映礼上,钟南山院士盛赞了这部影片,并夸赞它体现了中国医生的责任,拍得非常真实。


同样在几日前的上海首映礼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映后说到:


“一直在挑剔这个电影(《中国医生》)有什么bug,但是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基本没有找到。我其实最怕你们在拍医学电影的时候,没有揣摩到医生的精髓,这个精髓很少有人看到,但是,被你们抓到了。”


或许这些评价对于电影《中国医生》而言,已是最高的褒奖了。电影7月9日上映,对于观众或许可以成为另一种参考。


目前,两大售票平台均亮出了9.5分的成绩,可见,《中国医生》不负期待。



电影从开拍到定档,一直就备受关注,它不同于纪录电影需要强调“在场”的力量,剧情片更需要戏剧性。在2个多小时中,既要有吸引观众的角色,又要靠近现实的同时,让观众的记忆共振,《中国医生》的创作并非易事。


难虽难,但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导演刘伟强就向观众交出了这份答卷。

如今,医护人员点赞、业内人士落泪,在大家眼里,《中国医生》的可能性不再是质量,而是能给当下的电影市场带来更多的活力。


1


没有机会缓冲,没有时间思考,这是一年多前,绝大部分医生在面对疫情时的状态,也是《中国医生》一开场就给到观众的状态。

当然,这种状态同样是导演刘伟强面对《中国医生》的反应。


去年3月初,于冬找到刘伟强,表明了自己要拍一部疫情题材的故事。当时人在香港的他,便开始了各种的资料翻阅,与此同时,几乎同步武汉的解封时间,编剧团队就立马深入武汉,开始进行一手资料的收集。



《中国医生》创作的难,并不止在于时间紧,更多是如何让每个观众产生共情,同时能更多了解事件中心。毕竟,在整个疫情事件中,每一个观众都是见证者——那段日子里,每个人都时不时刷新自己的社交软件,看着实时新闻的报道,用各种方式向武汉助力。

在事件中心,每个中国人不仅仅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

正如片名展现的,影片将视角聚焦在了医生身上,用镜头展现出他们的平凡而伟大。



在事件中,白衣天使的力量的无穷的。

不仅是武汉本地的医护人员,而且还有无数的援鄂人员,他们来到武汉,把爱聚集在这座城市。这种群像对于创作者而言,是极具魅力的。毕竟在整个大事件中,“医生”的形象,可以尽可能地缩小视角,但又能将其进行发散。

他们自身的矛盾,和患者的关系,他们和家人的联系,这种从一到无穷的延伸,能更好地全景式表现当时事件风暴中心的压力。


医生群像对129分钟的电影而言,同样略显庞大,因此《中国医生》需要一个中心。

在项目启动前,团队考虑过创作钟南山的故事,但因各种因素没能成型。最终,在演员张涵予的建议下,刘伟强将镜头重点放在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张定宇院长身上。

张定宇自身的渐冻症,他与援鄂人员的合作和矛盾,以及他忙于工作,却忽略了妻子的感染……这些元素放在一起,充满了冲突。


故事原型张定宇和张涵予


即便如此,刘伟强并不是完全就把镜头放在他身上。从疫情开始接受病患到收纳超负荷的病患,再到解决接受病患问题,迎接援鄂人员……所有的故事线都顺着张定宇慢慢发生,他更像是原点,以“点—线—面”的方式,穿针引线形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串联起了整个疫情事件。

那一刻,张定宇和金银潭医院成为了整个疫情中的缩影。


正如前文所说,《中国医生》没有把重点放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强调医生群像。如果说身处行政职务的张定宇更像是提供补给的辅助,那么袁泉饰演的文婷,则是电影中重要的主攻。

在文婷身上,承载了医生和病患之间的关系平衡,将每个医生当年宣誓誓言中的前八个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完美呈现。



医生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仍是平凡人,在面对大公无私救人时,他们会有无奈,有的抉择中,不是他们不愿意救,而是在他们面前,每一条生命都是可贵的。

这种抉择在疫情中心更显力量。尤其是当她在疫情高发时刻,毅然决然要为感染的孕妇进行剖腹产时,有医生犹豫了,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处理不好,就会造成悲剧。两种结果的考量,在单一空间下提供了绝对的紧迫感。



刘伟强在这段戏中,借着演员的嘴,抛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台词,“如果不救,发生意外只是多了一例病例;如果救了,发生意外,那这个‘锅’就是我们的了?”这句看似荒唐的台词,却极具震撼力。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医生不会因为要面对责任而选择退缩。


医生群像中,张定宇和文婷并不能绝对代表所有。

在特殊关口,所有医护人员都要迎难而上,要克服的不仅是病毒,还是自己的成长和脆弱。编剧团队把这条完整的成长线赋予在了易烊千玺饰演的“新人医生”杨小羊身上。



援鄂人员作为“外来者”,自身还有着对抗和适应环境的矛盾感,这又恰好能加强戏剧本身冲突,同时给医生群像带来更大广度的覆盖。

这种矛盾在朱亚文饰演的陶峻身上尤为突出。面对插管拔管的尝试、面对杨小羊的害怕、面对医院停电的突发……他所爆发的状态同样是这群医生人性的另一面。



所有角色的脾气性格都不是单面的,都在这场疫情中,慢慢对本身职责和能力,有了新的认知和探究。

刘伟强在创作上并没有把镜头单一对准医院,毕竟医生的多面同样体现在了家庭关系中。电影里几处对医生家人的描写,虽笔墨不多,也没有让他们有过多直接的互动,却在他们人物的坐标轴中,以此作为最佳参照物投射出了所有。



当然,刘伟强对整个事件对描写并不止于此。


2


人物立起来之后,《中国医生》更需要故事去推进。

在故事上,《中国医生》的题材有极强的优势,甚至单纯把事件摆在台面上,观众都会不自觉地流泪。但刘伟强并没有去把煽情推到极致,而是将细节尽可能放大,有时候只是一个镜头,就把当时武汉的困难展现了出来。



在以小见大的环境下,故事承担着从武汉封城到解封的时间线里,如何让观众观看过程中,同步感受到城市的呼吸显得尤为重要。

在剪辑方面保持了极强的节奏,又在恰到好处的时候,融入武汉的空镜。在那个时候,武汉就是一位病人,街道上少了大家过早的热气,马路上少了疯狂的公交,这座最多大学生的城市少了动力。镜头之下,从汉口到武昌,停摆的时间,和病患的呼吸机是联动的。


当政府开始有序组织病患的收纳,全市人员的健康检查时,城市也慢慢有了变好的迹象。此时,《中国医生》开始把更多镜头加入到了医生在医院外的互动——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以及方舱医院的建设,城市里志愿者的生活线……虽苦,但都是正在为这座城市的复苏注入活力。



这种状态是真实的,面对疫情,我们无法忽略它曾经有过“不美好”,但好在《中国医生》在表述的时候,口吻始终是克制和平和的,它没有放大其中的好与遗憾,而是选择正视它发生过的所有事情。

正如刘伟强自己所说,从决定拍这个故事开始,就把《中国医生》的定位是“半纪实”。很显然,从目前的成片来看,导演完成了自己的创作初衷。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电影院也即将迎来复工一周年。回头看2020年,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家,也都是抗疫多一员,因为大家的相信,让这个国家以最快的速度复苏。

电影里,外国友人有这么一句台词,“你们是怎么说服一千万人待在家里的?”电影没有非常直白的把答案说出来,因为答案就是电影的本身。这份胜利是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医生,相信身边的人,相信自己。

或许在电影之后,我们并不是要沉浸在过往的悲伤中,而是把眼光放向未来,只要过好每一天,才真正不负他们的努力。


文/阿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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