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文化取向不容偏差 心理市场正隐性流失

    中国电影在商业上的成功有目共睹，电影的票房纪录接二连三地被刷新。可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我们对好莱坞电影叙事法则的借鉴，无形中也将缝合在其叙事体系中的价值理念嵌入到中国电影的形象图谱中，致使我们在经贸领域我们通过艰难谈判争得的本土电影份额，在经济上获得了观众的认可的同时，却在心理上远离了我们的本土文化。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无论如何也不能够蜕变为中国电影的好莱坞化——这不是指中国电影对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的移植，而是指我们占领市场的主流电影，在文化价值观上不能够皈依于好莱坞电影，进而使我们的主流电影失去精神的民族归属感。在当今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上，尽管我们不赞成将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完全对立起来，但是，不管我们借鉴的是哪种类型电影的衣钵，最终连接的都是我们本土文化的“地气”。这个本土化，即指的是我们对自己脚下谋生图存的这片土地的关注，也指的是对我们自己头顶上魂牵梦系的文化天空的认同。

    我们的电影《非诚勿扰》曾经使日本（特指北海道）的旅游人数呈几何人数的增加，致使日本的首相到访中国也要专门接见中国电影的监制与导演；泰国也因《泰囧》的热映而拉动了国内的旅游业；现在《北京遇见西雅图》是不是又要引起人们对西雅图和纽约的帝国大厦的观光热潮了呢？纽约的帝国大厦成为见证一对中国恋人的标志性空间，在那里历经生活挫折的一对男女分别带着各自的孩子，将双手握在了一起。就在这个情意缠绵的时刻，我们看到了在好莱坞电影中常看到的飘扬的美国星条旗。

    尽管文佳佳回到中国后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过程，但是她最终依然还是与从来没有在场的老钟分道扬镳。她几乎是在冥冥之中回到了美国，那里是她爱情生活的启蒙之地，也成为她情感世界的最终归宿。为此，在文化的属性上，北京成为一个物质性的空间，西雅图成为一个精神性的空间；北京的家庭是一个寡情寡义的地方，西雅图的家庭是却是一个温馨和睦的地方；我们并不否认美国的现实对于某些人而言确实就是这样一种真实的经历，可是这一切个体的生活经验是否可以引申为一种电影写作的文化逻辑就值得质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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