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荫楠

他是50位“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之一，为中国影坛献上了以历史巨子为题材的一批重量级作品。他的人物传记电影中，流淌着百年激荡的中国历史。他用胶片为伟人塑像，通过诗化的创作手法为光影艺术插上翅膀，被人们称作“电影诗人”。（《光明日报》评）[1][1]

从《孙中山》到》《周恩来》，是历史造就了作为“银幕诗人”的丁荫楠。令人感到振奋的是，在面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两个庄严而沉重的年代，进行艺术叙事的重构上，丁荫楠超越了历史——准确地说，他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驾驭和历史精神的发掘，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呈现出一种“大江东去”的恢宏而大度的大家气派，在美学的意义上，不妨说，这是一种成熟的风采。（黄式宪评）[2][2]

丁荫楠导演曾自言：“电影不断被我发现。”我想，这正是他在艺术创造力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飞跃的走势，其中艺术家的自觉思考与自觉实践是极其可贵的；他的所有创作实践证明了，他的不断跨越来自于他对于艺术创造的深入探究，而贯穿期间的自省与反思，更是许多艺术工作者难得具备的重要品格。（黄会林评）[3][3]

导演丁荫楠热爱苏联电影，尤其是苏联导演杜甫仁科用情绪结构的诗电影，其视野广阔、内涵丰富又深入内心，对丁荫楠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也欣赏前辈如水华、成荫和崔嵬的作品，因其“有力量，有气势”，有“强烈的，炽热的”和“大派的”作风。 另外，中国民族电影的优秀作品，譬如《小城之春》 《早春二月》《城南旧事》等含蓄隽永的民族诗意和抒情美学也给予他诸多启发。这些都使得丁荫楠的创作一开始便体现出对浪漫、唯美的追求，比如《春雨潇潇》《逆光》等，糅合诗意、浪漫和纪实于一体， 被誉为“诗电影”和“散文电影”。（饶曙光评）[4][4]

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中坚，丁荫楠作品虽然不是很多，但他执导的每部影片几乎都渗透着自己对电影艺术的探索热诚与求新精神，总能在国内引起不同的反响。特别是在人物传记片的创作领域中，从幽邃凝重的《孙中山》到雄浑苍劲的《周恩来》，从激情浪漫的《相伴永远》到波澜起伏的《邓小平》，片中英雄各自在不同时段、以不同方式承受着人生的苦难与命运的打击，并靠顽强的意志向外部困境进行不屈的抗争。（程敏评）[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