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时代微电影阐述微现实 小屏幕症候群大行其道
时间:2012.01.20
来源:社科院网站
几年前,有学着曾以“SMHM”概括“第六代”导演电影作品的创作、流通与消费状况。其中,“SM”(Small Movie)指的是这些作品低成本、小制作和小屏幕(荧屏)等特性,“HM”(Home Movie)指的是这些电影相对狭隘的流通渠道、“潜在”的消费形态和个体化观影方式。也有学者称其为“小屏幕症候群”。彼时类似于“SMHM”的影像流通与文化消费模式已初露端倪,但“第六代”导演中还较少有人注意到这个新现象,并对此进行自觉的文化实践。大多数浮出“地面”的“第六代”导演依然将目光热切地投向主流电影分销体系(如国际电影节和主流商业院线),却在国内电影市场的角力中相继受挫。与此同时,流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令人瞠目,P2P下载与信息分享技术在网络上普遍应用,大有取代影像盗版市场之势。无版权视听文件的在线传播,成了电影院线消费之外最流行的“低成本午餐”。2005年,中博传媒开始进入以互联网、手机、移动平台等为载体的新媒体业务领域,并制作出中国首部手机电影《聚焦这一刻》,首创“博客电影”理念。之后的2006年被称为“P2P流媒体元年”,一批基于P2P技术的主流视频网站先后参与电影后期发行。这丰富了电影的营销手段,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
从网络视频到播客,乃至当下盛行的微电影,“微时代”的媒介语境似乎为“第六代”导演念兹在兹的底层叙事提供了创作土壤。但这种土壤本身蕴涵的理性能量有待考验。网络视频与播客创作主要来自网民自发的影像冲动,目的是自由表达与理念共享;而微电影在制片过程中则更多地携带了来自资本市场的考量。《十年》、《歌声嘹亮》、《爱的联想》、《敢不敢》、《最美好的时光》、《奇迹世界》的背后,隐藏着《周末画报》、中国足协、联想公益基金等机构闪烁其词的利益诉求。而《一触即发》、《你能型》、《坚韧 勇敢 爱》、《回家》、《改变世界》、《闺蜜》等数量巨大的微电影,早已化身为凯迪拉克、潘婷、大众银行、三菱汽车、英特尔公司乃至《雪花密扇》电影剧组在网络视频平台投放的低成本、加长版广告。显然,微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成为媒体新一轮资本游戏的掘金地。
尽管如此,“第六代”导演依然像在1990年代热烈拥抱DV那样竞相欢呼微电影时代的到来。相比传统电影,微电影制作成本更低廉、题材更丰富、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创作心态更轻松随意,上述特点形成了这一媒体的价值溢出效应。经由数以万计的共享、转发、评论,微电影的制作过程已引来虚拟世界中数量庞大的观众集体围观。导演们希望借助微电影这一虚拟的“想象的共同体”,完成与分众市场的高效互动。
与之相对应,“第六代”导演尝试借助微电影,重新切入当下社会的“微现实”。这些作品常常以青春怀旧的面目示人,如同《河上的爱情》和《老男孩》中1970年代生人青春爱情的哀歌;或者《红领巾》中“小学不正常,长大就流氓”之类1980年代生人所遭遇的扭曲的说教;而《我要结婚》对“姜来有”(将来有)、“郑钱花”(挣钱花)的未来期待中,还隐藏着对“富二代组团包明星”的微妙的“仇富”心态;《Hold住!房奴》则以一个持续数分钟的长镜头讲述都市青年人对于高房价的困惑。上述电影中立足“底边阶层”的零星陈述,也反复印证了贾樟柯的“时代变化说”。无数“电影民工”经由网络媒体,以“游民电影”的形态描述大时代的细微变动,在宏大话语的背面寻找适合自身言说的“微时代”的影像表达。但“第六代”导演与微电影的结合最终能否创造出“微时代”新的荧屏/视频美学,不仅有赖于视频无界分享与交互技术的发展,更取决于导演们在取景器之外,能否始终坚持高举自己一度秉承的“现实主义的灯光”。
从网络视频到播客,乃至当下盛行的微电影,“微时代”的媒介语境似乎为“第六代”导演念兹在兹的底层叙事提供了创作土壤。但这种土壤本身蕴涵的理性能量有待考验。网络视频与播客创作主要来自网民自发的影像冲动,目的是自由表达与理念共享;而微电影在制片过程中则更多地携带了来自资本市场的考量。《十年》、《歌声嘹亮》、《爱的联想》、《敢不敢》、《最美好的时光》、《奇迹世界》的背后,隐藏着《周末画报》、中国足协、联想公益基金等机构闪烁其词的利益诉求。而《一触即发》、《你能型》、《坚韧 勇敢 爱》、《回家》、《改变世界》、《闺蜜》等数量巨大的微电影,早已化身为凯迪拉克、潘婷、大众银行、三菱汽车、英特尔公司乃至《雪花密扇》电影剧组在网络视频平台投放的低成本、加长版广告。显然,微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成为媒体新一轮资本游戏的掘金地。
尽管如此,“第六代”导演依然像在1990年代热烈拥抱DV那样竞相欢呼微电影时代的到来。相比传统电影,微电影制作成本更低廉、题材更丰富、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创作心态更轻松随意,上述特点形成了这一媒体的价值溢出效应。经由数以万计的共享、转发、评论,微电影的制作过程已引来虚拟世界中数量庞大的观众集体围观。导演们希望借助微电影这一虚拟的“想象的共同体”,完成与分众市场的高效互动。
与之相对应,“第六代”导演尝试借助微电影,重新切入当下社会的“微现实”。这些作品常常以青春怀旧的面目示人,如同《河上的爱情》和《老男孩》中1970年代生人青春爱情的哀歌;或者《红领巾》中“小学不正常,长大就流氓”之类1980年代生人所遭遇的扭曲的说教;而《我要结婚》对“姜来有”(将来有)、“郑钱花”(挣钱花)的未来期待中,还隐藏着对“富二代组团包明星”的微妙的“仇富”心态;《Hold住!房奴》则以一个持续数分钟的长镜头讲述都市青年人对于高房价的困惑。上述电影中立足“底边阶层”的零星陈述,也反复印证了贾樟柯的“时代变化说”。无数“电影民工”经由网络媒体,以“游民电影”的形态描述大时代的细微变动,在宏大话语的背面寻找适合自身言说的“微时代”的影像表达。但“第六代”导演与微电影的结合最终能否创造出“微时代”新的荧屏/视频美学,不仅有赖于视频无界分享与交互技术的发展,更取决于导演们在取景器之外,能否始终坚持高举自己一度秉承的“现实主义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