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人进中国市场 20年未建立生产体系

2000年Barbara的小组开始涉足在中国内地合拍电影

    2000年，Barbara的小组开始涉足在中国内地合拍电影。此前尽管有《卧虎藏龙》这样的华语影片发行经验，但收益主要来自海外发行，而投资则寄望于本土。无论基于对中国市场的了解，还是基于当时中国市场本身的产业链发展，这都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

    索尼最后签下的合作方是华谊，用如今的眼光来看，这个合作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设定了一些模板。最典型的就是“包片制度”的消失——无论电影怎么拍，预算就是一个固定数字，完全不用系统性地计算开支。Barbara请来一个香港电影人，把整套预算计算方法翻译成中文，再做进一步简化，这成为索尼和华谊沟通的基础文件。

    最初两方的合作，对于索尼来说，是看好冯小刚在中国内地的票房前景；而对于华谊来说，就是学习如何制作和发行电影本身。这是一段Barbara或许不能完全体会——至少她不会以一种贡献者口吻提及——的历史，她无法体会一个学习者的内心，但更愿意以“索尼在中国市场的目光还比较长远”一言以蔽之。

    在制片人杜杨看来，这样的学习事无巨细。她当时担任华谊的宣发负责人，在合作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如此详尽的预算表，此前不过一两页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钉子都在算钱”的文件，具体可能细化到某一个场景的搭建和拆除花费的时间和成本。拍摄计划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纳入中国电影人的视野，更准确的说法是，大家第一次知道了“超期”这个概念。“之前超点就超点呗，反正大家都闲着没事。”杜杨说。

    电影在这种合作模式之下第一次变成了不那么艺术的东西。比如当有法律责任人介入的时候，或者制片人需要每天检查报表而不是去片场做监工的时候。杜杨回忆有两个部门是和哥伦比亚打交道最多的：制作部门，主要负责看报表；法律部门，负责检查有没有不符合美国法律的拍摄事项。

    媒体宣传同样如此。在华谊发行《大腕》的时候，索尼拿来了《卧虎藏龙》的文件，华谊就根据这个文件把主创人员和媒体的见面排列组合分成若干组，挨个培训如何接受平面媒体的采访，在电视上又有什么不同，不仅考虑不同的时长，也考虑不同的宣传点——在发布会之后，这件事成为一个媒体报道素材。

    在事无巨细的合作之下，语言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于是Barbara变成了“老巴”。这部分得名于她风风火火的做事风格，部分则是显得亲切。所有哥伦比亚员工开会的时候都使用中文，这是Barbara规定的一个细节。

    但在好莱坞的索尼决策层看起来，这种长期投资希望渺茫。2005年，索尼决定转移市场，因为在投资超过10年之后，可见的市场依然没有出现。在美国，索尼的收入结构包括票房、电视台的电视版权和DVD发行，但在中国，除了票房什么都没有。

    “那段时间索尼开始拍印度、俄罗斯、巴西的戏，到处试。”Barbara说，“因为索尼虽然是个全球公司，但是最懂的还是好莱坞电影，知道怎么花钱，怎么收回投资。拍某一个国家的电影的时候，很多东西不太了解，也怕对一个市场投入过多会影响公司的整体策略。”

    索尼转移之后，Barbara依然留了4年。她比她的公司看到了更多市场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其实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看到了：竞争变得激烈，市场变得完整，还有更重要的，本土的电影公司不再那么在乎好莱坞的存在。在投资这件事上，反而是好莱坞更在乎中国。

    然后，2009年，身心都有些疲惫的Barbara暂时离开了中国。

    在Dede Nickerson的“好莱坞-中国”大事年表里，《霸王别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电影的艺术创造性，《阿凡达》是一个重要节点，而北京奥运会则为整个市场创造了机会。

    Dede Nickerson有这样的发言权，不仅仅因为她和Barbara Robinson一样，参与了好莱坞大公司在中国的探索：2000年以后，她作为迪士尼旗下米拉麦克斯公司的亚洲主管，分管制片和投资项目，而后又担任了索尼中国的制片和战略发展部负责人。更重要的原因是，她还活跃在当今的中国电影市场里，最近，索尼投资了姜文的新电影《一步之遥》。

    如果抹去“好莱坞来的人”这个身份，你会发现Dede在谈论中国电影市场的时候，所谈内容其实和她的中国同行差不多：电影院数量的极速增长带动了市场的消费习惯，以及网络文学提供了更多的电影故事题材。她看好《小时代》，也看好《致青春》。

    但当她说起3D的时候，还是带有一种出乎意料的口气。她提到了《阿凡达》，她认为这部电影改变了市场的发展方向，更多为了特效而特效的电影出现在这个市场里，虽然《阿凡达》并不是一个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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