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人进中国市场 20年未建立生产体系

特效仅被视为营销卖点 折射电影产业链的不完整

    20世纪福克斯电影娱乐公司CEO James N. Gianopulos在谈起中国市场的时候，也使用了一种出乎意料的口气，但他更多是在感叹这个市场发展的迅速：“中国的影院大多焕然一新，它们都采用了全新的数字技术，可以很好地适应3D效果的呈现，它们是全世界你能找到的，最新、最好的影院。”

    这是3D如此普及的一个客观原因，从Dede提及的产业链层面而言，则是中国的电影制作人更多把特效视为一种“调整感觉的工具”，而不是内容的一部分。特效公司Base FX创始人之一谢宁描述了一个典型的情境：“在理想的情况下，在剧本阶段，我们这种公司就应该介入，参与整个故事的设计，帮着制片人来谈如何省钱。但是实际上因为中国特效产业还在很幼稚的阶段（现在依然如此），所以导演和制片人没有一开始就想到让特效公司介入。所以经常会看到整个片子已经拍完了，才扔给特效公司做。”

    “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每天在影院里看到烂片。”Dede说，“真的，有些电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行业里。”

    以特效为代表的技术变革，市场的增长和体系的缺乏带来的矛盾，在一种“大国崛起”的力量里变得尤为复杂。Dede认为在奥运会让全球看到了中国的能量之后，不管此前的挫折几何，好莱坞公司从根本意义上认识到了这个市场终究是一个需要精密规划的地方。

    即便如此，好莱坞在中国的状态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有句话叫做‘山高皇帝远’，好莱坞要打开市场，一定要有人在这里。”Dede认为自己要做的事情，不仅是去看更多的中国电影，还得了解中国年轻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怎么工作、怎么消费、怎么用微信。这些事情和好莱坞寻常看重的“关系”一样重要。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市场，能开发我们想开发的项目，有观众、有影院、有票房。和以前不同，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为了未来，‘未来’就是现在。”

    1993年，华纳兄弟影业在中国成立办公室，Ellen Eliasoph担任负责人。这段表述复杂的话里包含了这家好莱坞大公司在中国20年里微妙的转变。

    华纳在中国有很多历史可讲：它是第一家成立合资制片公司的好莱坞公司，第一个签署进口片协议，第一个参与多厅影院开发。早在1949年之前，华纳兄弟就在中国若干个城市发行过《卡萨布兰卡》和《飘》。

   所以就“长远投资眼光”而言，华纳兄弟可能比任何一家好莱坞公司都要启动得早一些。Ellen回忆她签署《亡命天涯》引进合同时，就代表华纳向中影表达过“我们不仅想引进片子，还想把收入再投资”的意愿，但中影的回复是：“对不起，我们只是个进出口公司，也不能做合拍片。”

    2004年，华纳兄弟和中影、横店一起合资成立制片公司，华纳当时想法很简单：投一些中小成本的电影，培养一些年轻的导演。但中影更希望让这个市场每年产生两三个大的项目。“他们产业化的计划，和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不太一样。我们更多的是看未来，他们是希望快速培育出一个市场。”Ellen说。

    在《疯狂的石头》之前，Ellen就认识宁浩。“有一次在他家里看到他在做这个东西，当时我们都觉得很新鲜，但也吃不准大家会不会喜欢这个东西。”时逢华纳兄弟的合资公司成立，于是它们就成了刘德华之后的第二个投资人。

    曾任迪士尼中国第一任总经理的戢二卫回忆起1990年代的时候，口气就好像在回忆起一次夏令营：“那个时候没有好的写字楼，我们和华纳办公室挨着，都在北京西边花园村那个香格里拉酒店，索尼是友谊宾馆。”一些工作细节被蒙上了一点浪漫色彩：“相关部门审查，要求拿胶片过来，好莱坞就很担心这样会导致盗版。所以就派人拎着拷贝来，胶片盒上还都有FBI的标记。拿的时候5到7盒一拿，托运的话要单数偶数盘分拆寄发，或者开头和结尾拿手里，剩下托运去。看完就拿走，不离身都在放映室呆着，目光不能离开胶片。”

    也许这就是Barbara说的“当年那个单纯的时期”，每一个在1990年代中国待过的外籍电影人可能都会给出这样的评价。

    但我们必须再一次提到市场的快速变化。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快速变化是华纳兄弟这样的公司促发的结果——大量的国有公司改革、民营企业产生、独立制片厂出现……但是这并不是对好莱坞公司最有利的一个结果。正如Dede Nickerson提及的“山高皇帝远”，好莱坞没有因为前期的培育收获后期对市场的了解，尤其是，观众并不在意这些品牌背后都代表怎样的影片风格或者公司文化。

    “他们不会因为你第一个进来就买你的帐，不管你是华纳还是迪士尼，就是看电影好不好看。”Ellen说：“每一个项目都是全新的开始，不一样的理念，不一样的游戏规则。”到现在，每个人的姿态都放得很低：能做好一个项目已经很好了。Ellen目前主管威秀娱乐亚洲公司，于2013年投资了周星驰的电影《西游·降魔篇》，票房超过12亿元人民币。

     困惑甚至也没有减少，只是困惑的内容不太相同而已：1990年代，因为发行网络的缺乏，推广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产业的不完善，商务合作也是不确定的形式。但到现在，一切都成为公开的信息。“我们开发一个大约2亿元投资的项目，会参考过去12至18个月同类型电影、同一个导演和演员的票房成绩，你会知道安全投资的预算大约是多少。”所以大公司和小公司站在同样的内容起点上，每个人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的内容才值得投资。

    有相当一段时间，中国整个电影行业的资金都在向大项目倾斜——正如罗异遇到的情况一样——年轻人的培养成为一个缺口。而近年小成本电影的崛起，又让很多人开始计算“性价比”。

    所以当Ellen回忆起自己这么多年来做的事情的时候，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感觉这些年走了一个很好的圈。”

    在如何做一个市场的快速学习者这件事上，好莱坞来的资深管理者的经历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的视角，比如Ellen发现：“中国人不会把一个电影只当做一个类型来看。不会因为是一个系列，一个类型，所以一定会喜欢或者不喜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媒体都在指责《环太平洋》空洞无物的时候，这部影片依然在中国大受欢迎，票房甚至超过了美国本土。

    在所有受访者看来，这些真正在中国工作的人才是对好莱坞决策层最重要的人，但DMG创始人Dan Mintz说：“真正决定好莱坞六大公司90%事物的，还是坐在美国办公室里的那6个CEO.”戢二卫也支持了这种看法：现在好莱坞大制片厂的战略重点从拍摄本土内容调整为把大片引进中国，获得全球分账。“他们现在就是希望争名额，顺利过审，直到可以发行”。

    这可以解释Ellen说的“现在就是未来”。尽管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公司进入中国，也的确促进了产业链日臻完善，但体系尚未建立。在此之前，这些在中国待了20年的人还需要更多时间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