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导演：带着怒火创作，拯救孩童之殇
1905电影网专稿 继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后，娜丁·拉巴基带着已从《迦百农》更名《何以为家》的作品再次来到北京。此番除了亮相电影节展映，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在等待着她——4月29日，这部曾斩获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的佳作登陆内地院线，与中国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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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丁·拉巴基与丈夫（左）和饰演主角的小演员 |
我们同拉巴基的对话被安排在《何以为家》的展映前进行。刚刚结束上一场采访的她正在听取翻译对“留守儿童”这一概念的解释。显然，生长在黎巴嫩的拉巴基是初次了解到中国这部分特殊的儿童群体，她不断询问翻译这些孩子的数量有多少，平日由谁抚养他们，教育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等等。在得到所有好奇的答案之后，拉巴基严肃的点了点头。
作为《何以为家》这样一部电影的导演，拉巴基被问及对“留守儿童”的看法并不令人奇怪。她在故事中呈现的，同样也是当地小孩子面临的缺少关爱的生长困境，只不过在黎巴嫩的社会环境中，一切更为极端、不幸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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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糖》围绕阿拉伯世界妇女所面对的禁忌展开 |
这不是拉巴基第一次用镜头瞄准在现实社会中挣扎的群体：2007年，她的处女作故事长片《Caramel》（《焦糖》）围绕阿拉伯世界妇女所面对的禁忌展开； 2011年，她的第二部作品《Where Do We Go Now?》（《吾等何处去》）又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战争、信仰与女性的关系上。
这一次，拉巴基选择用《何以为家》拯救那些“被忽视的孩子”。她直言，自己的创作中总是带着怒火，她竭尽全力，想要替所有不幸而幼小的生命，发出无助与愤怒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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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丁·拉巴基在片场与小演员交流 |
“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赞恩这一声举重若轻的控诉，是《何以为家》中最直击心灵的瞬间。这样的孩子，拉巴基在三年的拍摄调研过程中见到过无数个。
“如果谁在面对所有这些不幸时还能无动于衷，不想为他们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一切的话，那么他几乎不配被称为是人。作为这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份子，我有责任站出来。在此之前我已经沉默了太久，甚至已经在面对这些罪恶时选择了接受，这是不对的。我想传达我的愤怒，而电影是我唯一的工具，我要用它传递我的心声。”
以下为导演娜丁·拉巴基自述
中国家庭此前面对的一些困境，比如“留守儿童”问题，可以让大家的情感同《何以为家》联系起来，帮助中国观众更好理解这部电影的主题。这次和观众的交流中我们不止谈到了儿童的话题，也涉及到电影技术层面，不是科技，是如何拍出这部电影的技巧。我很开心能够和大家交流这些专业话题，而不是只将为什么拍摄这样一部电影。
激发我创作的原点应该是发觉儿童“被忽视”的现状。特别是在黎巴嫩，国家深受“难民潮”影响，我们有百万计的民众生活无依，这对于一个小国来说，相当于半数人口处于水深火热。所以不难想见，黎巴嫩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多么糟糕，而受到冲击最严重的便是孩子们。
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无家可归的孩子被迫在街头乞讨，他们不得不去搬运一些远超过体格承受极限的重物，在雇主的剥削下工作赚钱等等，对于我来说，如果谁在面对所有这些不幸时还能无动于衷，不想为他们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一切的话，那么他几乎不配被称为是人。
所以我认为作为这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份子，我有责任站出来发声。在此之前我已经沉默了太久，甚至已经在面对这些罪恶时选择了接受。这是不对的，不可以的。如果再继续放任下去，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这种不幸的帮凶。我希望用我的镜头来表达和呈现，我想传达我的愤怒，而不是只是一边愤怒，一边放任。电影是我唯一的工具，我要用它传递我的心声。
我们的赞恩就是一个黎巴嫩的难民儿童，他们一家当地住了很多年，你在《何以为家》中甚至就可以看到那条街道。赞恩也没有上过学，每天只能在街上“流浪”，但他和男主角最大的不同是他有一对好父母，一对爱他的父母。赞恩是个非常强大的孩子，他很聪明，他很坚韧，并且他同样对现状充满了“愤怒”。因此当我们的选角导演在街头遇到他时，我们一下子就确定，他就是我们的“英雄”。在生活中，赞恩更是一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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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发娜丁·拉巴基创作的原点是发觉儿童“被忽视”的现状 |
《何以为家》想要传达的强烈情感和主旨，不需要我指导，赞恩就能全部理解，因为他全部都经历和承受过。可以说赞恩就是电影中的男孩，除了他们的身世不同。剥削、责骂、饥饿、无助、误解，这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赞恩理解我们在讲述什么，也明白我们的情感，他不需要更多的解释。
一定程度上来说，赞恩应该被称作是我这部作品的“合伙人”，他同样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他，以及他相识的儿童正在经历的痛苦。比如电影中被迫嫁人的小女孩，那就是赞恩邻居的真实故事，过程中我们经常会一起讨论，然后将这些事实放入到电影当中。赞恩不觉得自己是在表演，而是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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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为家》导演娜丁·拉巴基曾受邀来到上海分享幕后故事 |
你问拍摄这部电影遇到的困难？那可太多了。（笑）
比如电影提到没有身份的移民者被抓捕，在我们拍摄中，一个家庭就遭受了同样的境遇，他们不得不把孩子交给我们照看长达三个星期之久。我们的导演组只能把小女孩带回家。很多时候困难不停的出现，就仿佛电影照进了现实、剧情成为了现实。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一切都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照应——有些事注定要发生，才能让我知道它有多真实。这部电影开拍前我们进行了三年多的深入调查，去了解了几乎所有能够了解的细节，但只有当我们经历过这些后我们才明白，故事应该怎样去书写才是最真实的。
电影中有一句台词，“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我创作这部电影的初心，就是那些孩子们给予我的。我想讲述孩子们的故事，讲述他们被极端忽视的悲惨人生。这些孩子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暴力，剥削、殴打、强暴，他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爱，也不懂什么是爱。
我曾经到监狱、劳教所和福利机构采访过很多很多的孩子，每次对话的结尾我都会问他们一个相同的问题——“生而为人，你快乐吗？”几乎大多数的答案都是“不，我不快乐，我希望我没有被生下来。”
我记住了这个答案，我也试图去翻译这种怨恨。这些孩子很痛苦，他们每天过着充满暴力的生活，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忍受饥饿，我要承受身体上无尽的折磨，没有人会在我睡前轻轻亲吻我的额头，没有人会在我难过时给我一个拥抱，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接受惩罚，但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接受惩罚。
我希望用电影传达他们的所有想法，我不想去指责什么，但我希望让大家关注到这些孩子不为人知的痛苦的秘密。我们有责任拯救这些灵魂。当然除了我们之外，希望有更多家长意识到这一点，你不能够只生下一个孩子就放任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野蛮生长。我们探讨的是爱、关爱，每个孩子都需要，这是能够保护他们的最强大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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