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电影不够大卖 是犯了电影工业什么忌？

3、观影期待诱发自对电影的记忆

    为了更为清楚的描述这个部分，我将现今的中国内地年轻观众与一部电影之间的交互，按时间线简单分成八个阶段，分别是“消息与求证，购票与观影，评价与舆论，传播与记忆”。

    前两项是交互进行的，是观众与一部电影之间最初的互动。等到购票观影完毕，走出影厅，观众与电影的关系才真正的展开。电影上映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会形成各种范围不等的舆论，影响着每一位观众在观影后对一部电影的理解。观影体验不错和非常差的电影，观众都会乐于传播，不同的是对待后者的心态则更像是报复。随着时间推延，当一部电影的热度散去，它会以抽象的形式，掩藏于观众的记忆中，直至在未来，被其他的信息所唤醒。

    1956年，认知心理学家乔治·A·米勒（George ArmitageMiller）提出，“人们在记忆信息的过程中最简单的编码方式是将输入的信息归类，然后加以命名，最后储存的是这个命名而非输入信息本身。”这个分析结果同样可以用来解释观众对于电影的记忆习惯，之所以电影行业会有喜剧片、爱情片、动作片、警匪片、剧情片……等等电影的各种分类，正是因为观众会将他所看过的各种电影分开打包，存入在这些分类中。

    观众一般会通过五个维度来将电影进行归类：“视听特征、故事类型、人物形象、叙事方式、意识形态”。当接触一部新电影的信息时，如果在两个以上的维度中与观众曾经看过的电影之间产生重叠，观众便自然会联想到与之相关的心理体验，但这份联想并非仅仅从某部电影中提取，而是主要来自于观众记忆中那部电影所在的分类。以周星驰和王家卫为例，前者的电影，无论如何做混搭，仍然是在做局部的解构，故事和人物设计变化不大，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小人物成长记“的系列喜剧电影。后者则被观众明确的归入在爱情片的范畴，比如《一代宗师》，在女性观众眼中，基本只剩下爱情，跟动作关系不大。

    结合上文，我们可以发现，杜Sir一直在努力的“结构性创新”，实际上是在不断颠覆普通观众对电影的记忆习惯。通过各个维度对传统类型电影的解构，杜琪峰在追寻他想要表达的电影文学性，这也使得普通观众难以决断对杜氏电影的定义，最终留有印象的，不是每部电影的具体归属，反而会是电影中零碎的桥段。这种对桥段的记忆如果不加以引导，深入挖掘观众与之对应的心理需求，就会使得观众的观影经验，与一部新上映的杜氏电影之间缺少强烈呼应，随之能引起的观影期待，就会略显无力。

（三）如何在市场上重新定位杜氏电影

    2013年上半年，国内共上映了146部电影，下半年预计还将会有160部以上，这个数字明年只会继续增长。在北美市场中，几乎所有电影，都是依靠首周的三、四天时间，在整个60天放映周期中吸纳最终票房的30%甚至40%以上。国内的放映机制更不成熟，产量控制也没有在业内形成互相的制约，接下来的几年里市场形势只会比北美更加残酷。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无论导演是否资深，卡司是否强大，仅仅依靠观影粘性影响粉丝群体购票，可能难以聚拢持续的观影人潮，怎样才能引发普通观众的观影期待？将成为所有国产电影必须要面对的考验。

    两个月前，导演李安在一场公开访谈中提到内地电影市场，有这么一段话：“虽然内地也有很好的艺术片，但通俗口味，普通老百姓要看的电影该是什么，这种电影文化还没有真正确立，观众与电影之间的合约，还是在摸索阶段。”根据个人对电影市场的理解，我将李安导演所提到的这份合约，转为图示，也以这份图示为起点来分析杜氏电影在当下中国市场中的最佳“定位”（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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