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道·韩延|首任监制,《人生大事》为何让人泪流满面
“我们既然不能改变现实，不如改变一下自己对现实的态度，总抱怨生活不完美的人，永远也看不到生活之美。”——《第一次》
“要记住，爱和被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要永远坚持。”——《滚蛋吧！肿瘤君》
“不要放弃爱与希望，每一个逆行和命运抗争的、勇敢的人，都值得被奖励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
1905电影网专稿 在韩延的电影序列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爱与希望的表达，以及对生命的追逐。
即便是工业化属性更强的电影《动物世界》，他依旧借郑开司的嘴，说出“老子宁可做一辈子披荆斩棘的小丑，也绝不变成你们这群人渣的样子。”
这是生存的呐喊，更是生活的态度。
一部好的电影作品，始终伴随着导演的作者表达。韩延在商业市场上一路走来，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创作轨迹。
首次监制的作品《人生大事》，依旧在这个范畴之中；最新官宣的电影《我爱你！》同样如此；后面还有“生命三部曲”终章《天竺公园》……
韩延还记得大学第一课，“很多导演一生就拍一部电影”。入行至今，他也慢慢领悟其中的道理，“我创作题材很简单，生老病死”。
只是对于我们会好奇，尚未进入不惑之年的他，为何早早就看淡这类议题。生命意识和创作欲的融合，成为我们这次在和韩延的专访中，最关键的好奇。
我们尝试用生活的细节，去挖掘他的初心，企图从过往的作品中，为《人生大事》找到破题点。
“人生大事”
和很多人一样，韩延在看到《人生大事》的剧本之前，曾顾虑这个故事会不会很沉重，甚至悲观。
可是当他看完整个故事之后，惊讶于导演刘江江对这个题材的处理，“里面有一些轻松，甚至有一些荒诞。”
诚然，《人生大事》触及的是华语电影少有的地方，毕竟在中国观众的传统观念中，死亡是不幸的，是需要避讳的。可是，这又恰恰是人一生无法避开的话题。
不谈死，何以言生？
韩延对这部作品有自己的理解，“想唤起大家对这件事的正面理解，尤其是对小孩，我们该对他们进行一些相应的教育。”
虽然是第一次担任监制一职，他依旧将《人生大事》当作自己的电影去创作，在创作中，折射了不少他近几年对生活以及生命的思考，甚至有他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经验延续。
生与死本是深沉的话题，但是戏剧的作用并不是加重这一面，反而是用影像进行更宽广的解题。
选角成为破题方式之一。
莫三妹这个角色是大家前期犹豫的地方。选择一个大众心中，更接近殡葬师身份的中年演员，还是打破认识，去用大众想不到的形象呢？
思来想去，韩延决定选择一个怎么看都不像干这行的形象，这样才能通过影像去呈现这个人物的反差和层次。
于是，莫三妹这个角色找到了朱一龙，这位外界看来，人气光芒极强的演员，而在创作者眼中，他的底色就是一位演员。
在拍摄《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时候，韩延曾不止一次思考，创作者在这类题材电影中，是否应该情感克制。可是到了《人生大事》，他更是把克制抛开，因为在这部电影里，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小演员杨恩又饰演的孤儿武小文。
大人很难和小孩去解释情感克制，所以从导演到演员，在《人生大事》拍摄中，一切都以杨恩又为标尺，“她在最单纯的时候，所有的表演都是真诚而且真实，非常有质感的。”
当所有专业演员开始围绕着儿童演员最质朴的表演发挥时，《人生大事》便完成了这个命题之下，最真挚的表达。
“变与不变”
从《第一次》到《动物世界》，韩延的前三部院线电影主题不一，但始终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或者浪漫的氛围表现着故事。
但是到了《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始，这种表达似乎慢慢发生了变化。
虽然《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马小远带着韦一航四处“旅行”的幻想空间，但在更多时候，电影质感是被镜头向现实生活不断拉近。
而在《人生大事》中，依旧保持了不乏儿童天真烂漫的一面，但是影像依然延续了《送你一朵小红花》的真实感，甚至在新作《我爱你！》曝光的两支预告来看，影像创作和观众现实的距离越拉越近。
或许是在多部相似命题的创作之后，韩延对生命有了全新领悟吗？我们试图在这种变化中，找到关键点。
生命的价值是无限量的，理解也始终是进行时态。
如果没有这样的总结，韩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变化，但静下来回想，他发现这几年周遭的各种事情无不影响着自己对生命的全新理解，“每天面对世界的变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创作者的心态。”
没有刻意去寻求创作的变化，韩延只是觉得，这样的拍摄，是自己当下认为的最佳方式。
这种当下恰恰是创作中，最难能可贵的吉光片羽。
虽然创作风格正在无意识地发生变化，但韩延并不否认，创作思路早在《送你一朵小红花》之后，有了不小的改变。在过去，生活和工作似乎是两个完全能割裂的事情，如今，他开始把两者进行更有机的结合。
每天收工之后，韩延会换个空间转转，尽可能把自己短暂地抽离出工作状态，观察周围一切。这次《我爱你！》的拍摄期间，韩延不断调整剧本，甚至加了不少的戏份，而这些戏份都是过程中的感悟。
回头再看7年前的《滚蛋吧！肿瘤君》，如今的韩延想来，本能地不会再用当时的方式进行创作，“这就是一个时代赋予创作者的影响。”
“生老病死”
时代调整着韩延的创作思维，但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创作命题。
回看韩延进入大众视线后的创作，从《第一次》到《滚蛋吧！肿瘤君》，再到《送你一朵小红花》和《人生大事》，即便期间交出风格较为不同的《动物世界》，医院戏都是作品中，比较重要的创作场所。
医院的方寸之间，随时上演着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的故事。
事实上，这种惯性取景和韩延的经历有关。自小，他就和其他孩子不同，因为身体的问题常跑医院，或许这种“频繁”在韩延的意识中，慢慢构建了记忆宫殿。在这种过程中，韩延对生死的理解相对释然。
即便如此，外界始终会好奇，明明仍是青年，似乎过早地对生死命题产生了某种羁绊。
早在小的时候，他就开始看很多年长人的作品，不仅是有影视作品，还有各种哲学、文学的书籍。听起来都非常形而上的东西，那时候的韩延自然也没能真正明白，“或许因为就是理解不了要说什么，我就很早设定我的创作范畴，就跟生命相关。”
这个命题很大，也非常深沉，甚至很难真正有人将它解释通透。
韩延自然也没有打算去进行过多的解释，即便经历了不少境遇，即便曾经被熊顿影响，“我不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想明白，然后特别深沉拍一部电影告诉观众，生命是什么。”
每一次的创作中，韩延都会把自己的领悟和疑惑放进那个作品，未来会有一个终极答案吗？他也不清楚，只是想着能和观众一起去体会这种思考。
这种思考需要积累。
“当我有一天意识到父母在老去，身边的亲友的头发越来越白，皱纹越来越多。”于是，有了新作《我爱你！》的创作初衷，但事实上，这样一部老年题材的项目，早在他创作《滚蛋吧！肿瘤君》前后，心中就已萌发了念想。
生老病死，纵使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但反复表达，到底是对命题的思考迭代，还是自我重复呢？
“刚上大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就是，‘每个导演其实一生只在拍一部电影’。我可以换不同的类型，但内心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是固定的，只要初心不改变，对于这个命题的认知，也是不变的。”
好似《人生大事》的标语，“人生除死无大事”，简简单单的七个字，但背后又岂是112分钟能解释透彻的呢？
“每一个阶段都会把我的人生指向另外一个方向，我也在期待真正质变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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