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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畜到打工人,青年亚文化不丧了?

时间:2020.10.26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作者:娱乐硬糖

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在1996年的春晚小品《打工奇遇》里,不满经理巩汉林投机取巧,“打工人”赵丽蓉愤怒辞职。老太太扛上自己的麻袋,唱起“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留下了潇洒的打工人背影

 

对于如今的青年“打工人”,赵丽蓉的这份旷达,正成为他们的新精神。“早安,打工人”、“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我们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打工让你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打工不仅能致富,还能交友娶媳妇”、“不拼爹不拼妈,我们打工人只拼命”。

 

从朋友圈到社交网站、短视频,“打工人”成为光速走红的网络梗。全国总工会的微信公众号,积极回应给出定义:“打工人被赋予了钢铁般的意志,炙热的情怀,还有诗和远方的期待。”

 

豆瓣新成立的“打工人聚集地”小组,也在精华帖里澄清:“在本质上,打工人和社畜是不同的。打工虽是事实,但它几乎消除了阶级差异。”也就是说,无论工作的门类和收入高低,打工人具有更广的普适性和更积极的精神面貌。

图片来源 @ohBoyDaily

 

天下苦“丧”久矣!可打工人真的等同于“好好工作,天天向上”吗?“打工”与“工作”的区别在于,工作是正式而稳定的契约劳动,而打工则具有相对的流动性。

 

如今自称打工者的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务工群体,更不乏白领等现代企业体制下挣扎的人。尽管摆脱了丧气,“打工人”仍然是一种带有自嘲意味的圈层代称。

 

日暮途穷,所以倒行逆施。看似表达打卡奋斗的积极,实则对碌碌无为逗趣调侃。和此前“985废物引进计划”组员以five(废物谐音)自称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以一种看似抵抗的方式,达成了对既定现实的高度接纳和自洽。

 

加油,打工人

 

《马男波杰克》有段台词:“我觉得很难以理解,人们每天醒来,然后说新的一天加油。他们怎么加油,我不知道。”热衷于给自己加油打气的“打工人”,似乎不能和马男产生共鸣。

 

如果把“打工人”的段子作为文本分析,会发现它们从属于一套“佛丧混杂”的语义系统,更像是披着海绵宝宝皮的马男波杰克。第一层往往是乐观样貌,第二层才是辛酸悲情,第三层则是五味杂陈的“悲喜交加”。

 

“打工人起的早,打工人身体好。一混就一天,还给咱上社保。每月开个仨瓜俩枣,就能解决温饱。只要公司不裁员,就把它靠黄靠倒。”

 

没人喜欢早起,身体好只是被迫早起的心理慰藉。温饱与社保,都只是安抚打工人心绪的“磨盘胡萝卜”。至于靠黄靠倒,非但没有消弭阶级差异,反而以“杨白劳与黄世仁”的心态在怂怂地诅咒。

 

“李佳琦熬夜赚钱,白天可以补觉。你熬夜花钱,白天还得打工。加油吧,定金人!一起冲向美好的未来。”定金人如果不加油,尾款人就只有望货兴叹。不妨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定金人和尾款人都是一个人!以“打工人”为主干,衍生出的XX人大概都有“杯水车薪”的吐槽意味。

 

“过安检的时候机器一直响,安检小姐姐叫我把东西全拿出来,可过了还是一直响。小姐姐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我打工的,小姐姐说好家伙,怪不得检测出了钢铁般的意志。”这则广为流传的打工人笑话,将钢铁意志进行了具象化调侃。但在钢铁意志的背后呢?恐怕是没有钢铁意志就熬不下来的打工生涯。

 

劳动劳动白劳动,付完定金愁尾款。一顿操作猛如虎,工资到账两千五。当“打工人”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完全可以看成社会时代的阶段性产物。不管工作苦不苦的,都在叫苦。恰如荣格在《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中的断言:“我于其间体验自身之中的他者的同时,非我之他者也体验我。”

 

正话反说,丧语要用积极的口吻呐喊。如果说社畜式的丧文化,撕裂了鸡汤学的流畅叙事。那么“打工人是人上人”的宣言,则再度屈从了主导价值的评判标准。颠三倒四的破坏感,前后转折的反语修辞,狠狠地嘲弄了老板“以梦想为饵,行剥削之实”的大饼。

 

打工人不是“人上人”,而是“人和人”。单纯的抱怨“上班真特么累”太直白,蒙头工作“明天会更好”又过于自欺,于是敢于自我激励敢于戳破淋漓真相的“打工体”应运而生。

 

打工人、三抛世代、社畜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打工心态。从日本传来的社畜,在韩国热议的三抛世代,以及我们本土孕育的打工人,有着微妙的异质同构性。基于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时代背景,它们的字词意蕴也南辕北辙。

 

日本“社畜”的出现,源于日企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职场文化。“会社”的“畜生”,即卖身给企业的比喻。一辈子只给一家老板打工,故而是像家中犬畜一般的存在。

 

在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中,强颜欢笑的女主深海晶为了保全项目,甚至不惜向合作公司的老板下跪。只会使唤人的老板,加上猪队友同事,让她几乎包办了公司的所有劳务。

 

“如果可以向野兽一样自由生活就好了。”其实我们生来就是无规矩的动物,遵循造物的设定,有时柔弱有时残酷。但在社会生活里,慢慢被规训成了依仗智力和计谋,但没有自由的“高等生物”。已经困兽犹斗,却仍然不如一头野兽。

 

进入中文语境后,“社畜”被赋予了社会动物和社交动物的意思,已经偏离了本义。毕竟国情不同,企业制度更大不同。我们这边,大家都不是“家畜”,而是“野兽”。能一辈子给一家企业打工,也是不少年轻人的梦想呢。

 

在2011年,韩国就出现了“三抛世代”,指的是丢弃恋爱、放弃成婚、拒绝生子的青年一代;到了2015年,三抛加上社交和买房变成“五抛世代”;添上梦想和希望后,2016年年初进化为“七抛世代”。

 

后来还嫌不过瘾,干脆改成了“X抛世代”或“全抛世代”,X可以放入想放弃的任何东西。韩国的父权主义或者说上下级社会阶层关系的森严,在亚洲国家中位居榜首。思想观念加上农业保护政策,使得韩国青年的生活成本普遍很高。

 

公职和财阀企业是最好的就业选择,但竞争异常激烈。97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上升空间和创业环境都不可与“88万元世代”同日而语。若说“88万元世代”是舆论界“赠予”韩国青年的称呼,那么“全抛世代”则是他们自我意识觉醒后的自称。

 

以社畜和全抛世代为参照,中国青年的“打工人”不难寻根。90后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期成长,进入社会后又发现阶层壁垒难以打破,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和挫败感。当无论怎么努力,也追赶不上房价的狂飙突进,奋斗的无意义感便开始蔓延。

 

60后已功成身退,70后享受过“天子骄子”的待遇,80后也赶上互联网的末班车,而后来一步的90后乃至00后,作为“准中产”面临着不上不下的困境。内卷趋势不可阻挡,有限的资源陷入无限的竞争。

 

传统写字楼里“面上有种顾盼自豪”的白领,也开始了“下滑”。他们越来越像庞大工业机器上的螺丝钉,一到中年就面临着替换的危机。

 

某互联网巨头的校招特别讽刺,宣称员工队伍都是年轻人,被问到年纪大些的人去哪儿的时候慌了神。一代自有一代的打工人,当然是被更钢铁的下一代换掉啦。

 

潘晓来信2.0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名字叫《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引发了非常大的社会反响。持续半年的讨论期,杂志共收到6万多封读者回信。

 

潘晓并不是真实人名,而是来自两个人名的拼接。潘,是潘祎,一位在校大学生。晓,是黄晓菊,一名普通工人。这封信叙述了当时年轻人的普遍疑惑:为什么过去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仰,似乎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失去了有效的解释力。

 

信中感慨:“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

 

潘晓的迷茫,和如今的“打工人”很有缘。完全处于不同历史时段两端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几乎是相同的心境。

 

盖·斯坦汀在《岌岌可危的阶级》中定义“危险阶级”,是处于不稳定就业,且无法通过工作建构理想身份和事业的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新阶级。

 

打工人,无疑是危险阶级的的最佳代言人。他们生于“丧文化”之中,却多了一抹乐观主义的色彩。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出击。资本家的话术,阶层跃升的幻象,被“打工人”的机关枪击得稀碎。钱少事多离家远,位卑权轻责任重。“打工人”,是专属这个时代的黑色幽默。

 

写成“打工人”,读作“新无产”。年轻人从“社畜”的负面自嘲,再到假装不在意的“佛系青年”,最终落脚于把苦吃成甜的“打工人”。究竟是大无畏的英雄主义,还是自我麻醉的犬儒主义,全看使用者的自我调适。

 

就像咖啡加不加糖:今天你脆弱,打工人的段子就藏一个心酸的底色;今天你坚强,那就不妨把打工人改成一碗鸡汤。当齐泽克在首尔发现满街都是《江南style》的时候,这位来自前东欧的哲学家评价:“这种淫秽痛快的愚蠢的强制性质,恰是真正的艺术应该给予我们的解脱。”

 

痛并快乐者,或者说因为无法逃离“痛”,而选择了喜欢“痛”。虽然是一种吊诡的存在状态,但至少在“佛”与“丧”之间求得了微妙的呼吸夹缝。在早起的痛苦和案牍的劳形中,尽情地来上两三回深呼吸。

 

人生意义的讨论,虽然每个时代都会发生。但于潘晓来信40年后的“打工人”来说,却是形而上的。它无法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但却可以让心里不那么别扭和难过。

 

当文学还没有失去轰动效应时,潘晓来信还是以杂志作为社会问题的传声筒。而当新媒介全面入侵日常生活,打工人只能变成活跃于短视频和社交网站的集体狂欢。留不下信,只留下无数若干年后人们不懂笑点的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