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周恩来》：悠悠不泯读书志 愿得此身长报国

在重视科技大制作、视觉大银幕式影视作品席卷而来的时代，观众对影视的认知与接受度看似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场域，但实际也伴随着传统影视的边缘化。对电影创作者来说，选取利于制造感官冲击度的主题，似乎更容易在影视领域博得眼球。而避开这些易于成就高票房的因素，将历史人物的童年经历拍成电影，可谓是大胆的尝试。《童年周恩来》不负众望，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我所理解的“成功尝试”，不在于它是否成就了主演阵容，而在于它是否能展现电影美学的独特性，是否能实现电影艺术的功效，是否能支撑起荧幕后的留白空间。

《童年周恩来》侧重于将周恩来的过往从史料记载中析出，用剧本表达，以镜头展现，是一个将人物从平面打造成立体形象的转变。有着一段大爱与大悲交织的童年，面对一个大难与大辱压迫的国家，处在一个旧未亡、新未生的时代，周恩来早年就饱受人情冷暖，看尽世间百态，促使了三位母亲在他幼小心灵中播下的种子生根发芽，在救国志士新思想的洗礼中，爆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洪音，随他成长的列车驶向远方的革命。影片通过起承转合的处理，让结尾的这句宣言不生硬、不突兀，以个人折射时代，以时代造就个人，从历史纵深视角去把握时代洪流中的个人命运与思想的塑形过程，达到了史料与艺术表现的完美契合。

《童年周恩来》作为一部红色题材作品，却有别于多数场面震撼人心的革命电影。影片从一个十二岁少年的视角回顾过往，青砖与小院，嬉笑与书声，平静又温馨的淮安小城，是童年恩来成长的沃土。全片情节节奏舒缓，画面取景唯美，如卷轴般展开童年恩来生活与成长的历程，贯穿着三位女性润物无声而灌注的思想力量。在一个以男权话语体系为主的时代与社会，三位女性打破了“丧偶式教育”带来的偏见，分别从思想层面、学习层面和心理层面，塑造了周恩来爱憎分明的政治人格、公而忘私的道德人格以及坚毅沉稳的心理人格。她们养育“大鸾”，成就“恩来”，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贡献出独特的女性力量。影片看似线性叙事，实则以主题与人物进行结构整合，将三位母亲的丰满形象展现于银幕，格外彰显了一个伟人所站立的基石之坚硬，而这些宏远志向与读书明理之感悟，是缺席的周家男性也不能够充分给予的养分。影片打破了隐秘的性别对立顽疾，摆脱了固有的以男性为主的革命影视语言，是其思想先进性所在。

这部影片填补了电影艺术在展现周恩来童年时期的空白，也引导性的留给了观众思考的空间。我们习惯于赞赏周恩来革命生涯中的高屋建瓴，外交场域中的运筹帷幄，人格品德的无上崇高，似乎觉得伟人本当如此，生而不凡，不约而同地忽略了他也曾享受童年的爱与乐，经历丧亲的苦与痛；忘记了他本是无忧无虑的周家孩童，私塾里的顽皮稚子；看得到他对人民的关爱，想不到他对亲人的心结和愧疚；知道他志存高远，不了解早期的启蒙与教育。一切都不是一蹴而就，一切都在童年有迹可循。影片没有直接地表现人格塑形的过程，而是通过留白的艺术方式，水到渠成地完成讲述，在不脱离给定框架的前提下，巧妙借用观众的思考空间，让每个人回答有关童年周恩来形象的开放式命题。

“少年意气不言愁，山河飘零意难休，天下兴亡多少事，不废江河万古流。”周恩来曾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在建党百年之际，国泰民安，百舸争流，中华盛世如其所愿，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今时今日，跟随影片再度走进伟人童年，搭乘列车的周恩来步履不停，走向远方，所有的情怀与志向都蕴含在了眼神中，深邃而辽远。